如何查阅地方**历年（1990-现在）关于产业布局，引进技术人才，支持创业的财政金融的政策公告、文件？

展开全部《清代地方**》是瞿同祖先生旅美期间的英文力作。因为是讲**历史的书，翻译难度容易被低估，于是1998年我就主动向瞿老“请缨”翻译。现在，前后花了五年时间，书翻译完了，我唯一的感慨是：若早知如此，我当初可能根本就不敢揽这桩活儿。我们新**的法科学子得以认识瞿老，中华书局功不可没。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了瞿1939~1944年间完成、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律与**社会》一书。那时，我正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上大学。1983年春夏，在重庆市中区**实习的我，利用节假日时间，趴在鹅岭公园的石桌上啃完了这本书，这才开始知道**时代有个叫瞿同祖的先生，是位学社会学出身的法律史大家。这本书，是我阅读到的第一本法律史专著，让我感到十分新奇。为什么新奇？因为当时书店里没有什么法律史著作，我们看到的只是各种法律史教材。跟枯燥乏味的教材相比，这本书讲的是**传统社会中的动态的、实践中的法律状况，讲的是家族、婚姻、阶级、宗教等具体社会生活范畴中的社会习惯和**规范的关系，史料丰富，案例生动，说理细致入微，当然令我们青年学子耳目一新。五千年法律史，被还原为五彩缤纷的活生生的画卷，瞿老就象是一位站在画卷旁的杰出评论家，为我们娓娓点评画卷中常人难以看出的无穷奥妙。这本书使当时的我以为法学的学问尽在法律史中，令我产生了考法律史研究生、当法律史研究者的强烈愿望。为了检验我的历史理解能力，我就瞿老对《唐律》中的“官当”制度的一个细节（关于“历任之官谓降所不至者”含义）的解说提出了质疑商榷，通过中华书局转信给瞿老。瞿老竟然！很快给我复信，要我把商榷文章寄给他，并对我大加鼓励。接信之时，如受电然。读者诸君试想想，在刚刚从僵化封闭的**社会生活走向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个刚刚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惯于把名教授都当作“文曲星”来瞻仰的自苦无知而渴求知识的小青年，竟然得到了海外归来的大学者的亲笔信的指教鼓励，会怎样地激动万分吧！后来又有数封信函往来讨论（这些信函至今仍是我私人藏品中的“一级文物”）。虽然结果与我的同窗们预料的一致—质疑完全是由于历史知识不够，但我与法律史的一见钟情，至今持续了整整20年。这正是《**法律与**社会》影响新**法学的20年。绝大多数知道瞿老的人，只知道瞿老有《**法律与**社会》，除此以外大概一无所知。我在1987 年秋以前也是如此。1987年秋以后情况丕变。我从**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到中直西苑机关工作，住在万寿寺甲二号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图书馆旁。这个图书馆的外文藏书帮我认识了一个叫t’ung-tsu ch’ü的“美籍华人学者”（图书馆的文字介绍）。这位学者的书，该馆收藏的有3种，分别是《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传统**的法律与社会》，巴黎和海牙，1961),《local **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清代地方**》，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han social structure》(《汉代社会》，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起初，光看图书馆的书目索引卡片，我还真的以为这是位大致名字叫“唐次楚”（音译）的“美籍华人学者”。后来请教一位老同志，他说t’ung-tsu ch’ü是威氏音标，姓氏后置，转成现代汉语拼音，就是qü tong-zu，这让我羞得无地自容：原来这就是我景仰的瞿同祖先生。后来大致翻阅一下这几本书，发现部头都不太大，但差不多占全书文字量一半的注释（广泛得无以复加的史料！就让我惊叹不已。后来再翻翻西方学者和华裔学者研究****史和法律史的英文著作，我发现，引用瞿同祖先生著作的频率非常高，我所翻过的20多种西人作品附录的参考书目中，几乎每本都有引t’ung-tsu ch’ü著作者，可见瞿先生在海外的巨大影响。瞿先生是我国法学家中旅居西方时间最长的一位（可能至今仍算是）。1934年瞿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随即转读该校社会史专业研究生，193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39~1944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其间还在西南联合大学兼职。1944年秋，34岁的瞿先生离开云南大学，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研究。1945至1955年十年间，瞿老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汉代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研究；用英文写成了《汉代社会》一书。其间，还以英文重写了《**法律与**社会》（补充了原来在国内因为抗战迁徙而难以找到的一些史料），更名为《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1955至1962年7年间，瞿老应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k.fairbank）的邀请，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此间完成了《清代地方**》的创作。1962至1965年间，瞿老又应聘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65年秋回国。从1944年至1965年，瞿老在美国和加拿大一共工作了21年。21年里，他的学术成果，瞿老曾自嘲说：就是两本半书（用英文重写《**法律与**社会》算半本），此外几乎没有单独发表过论文。这数字，比起今天我国青年法学家（他们的一般纪录是每年1~3本书，最高纪录有4年出版36本“专著”者），比起现在许多大学的职称评定标准，叫人感慨良多。一是“十年磨一剑”磨出来的磐石般力作，一是为学位、职称、项目、评奖需要而“吹”出来的漫天飞舞的“学术”肥皂泡，二者的关系如鲲鹏之于朝菌蟪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公正地记住了真正的学术成果，40年后人们仍发现瞿老的书象金子或钻石在闪闪发光，光芒穿透了历史的陈封，因而好几位学者早就提议翻译瞿老的《清代地方**》、《汉代社会》。但瞿老似乎一直没有表态。1997年，我在参与编辑《瞿同祖法学论著集》（**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时，要求将《清代地方**》中关于司法和刑名幕友的章节翻译出来收入集子，瞿老同意。译稿后来得到瞿老肯定并收入集子时，我又趁势要求翻译全书，瞿老欣然同意。这让我无比荣幸且感责任重大。1998年秋，我调中南政法学院工作，即开始动手翻译。1999年初，就初译完了一半，但此后因为俗务缠身一直拖延。2000年底，我开始请我校英语不错的青年教师晏锋翻译另一半。不到一年，晏锋的初译完成了。但由于书中涉及的清代历史知识太细致、太具体，第一次全书通篇校译断断续续花了我一年半时间，许多地方几乎是重译。2002年底，我又让在研究生中英语绩优的何鹏同学将原稿、译文通篇校读一遍，发现问题用红笔标注出来，由我再加校译。这样发现的问题又有大小百处之多，这样的第二次审校也花了我们两人一共几个月时间。何鹏还跑了多家图书馆查阅书中所引用近百处中文史料原文，完成了大部分回译（一部分回译是我自己跑北京图书馆新馆和老馆数天查找出来的）；翻译或制作了中文书目、西文书目、重要名词译名对照等四个重要附录。最后我又请同事武乾副教授帮我通篇审读一遍。当我把最后译稿拿到北京向瞿老复命并请求就“拿不准”的译文部分面询瞿老时，瞿老的长公子告诉我：93岁高龄的瞿老，刚从**院出来，健康状况已经不堪接待来访和阅读文字了。于是，那几处拿捏不准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拿捏下去了。五年工作的结晶，功过（翻译好坏）只好听读者判决了。希望我们的翻译没有太败坏瞿老著作的内涵和形象。愿此书出版时瞿老已恢复健康。以上就是我认识瞿先生其人及其学术的过程，以及翻译《清代地方**》的缘起及其艰辛过程。说这些，是为了帮助读者（特别是文科的研究生读者）了解瞿老这位从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杰出法学家、社会学家，了解《清代地方**》的创作背景；当然还或多或少有点急于表白对这一工作“吃力不讨好”的担忧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