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家军取得了哪些战果

绍兴十年（1140年），普通的一年，却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年，金国主战派重新掌权，撕毁绍兴九年的和议，发兵南下，金宋两国在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展开生死大战。为反击金军进攻，宋军五路兴兵，北进中原，战果颇丰，其中岳家军更是**皆捷，进抵距北宋旧都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金国“自燕以南，号令不行”，大宋中兴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宋高宗一日十二面金牌，将南宋上下“收拾旧山河”的美梦击得粉碎，岳飞被迫收兵南返，留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喟叹。千百年来，这次“**蛇尾”的北伐令无数豪杰扼腕，也引发了后人的无限遐思。顺昌之围与岳飞北伐
绍兴九年（1139年），金宋达成和议，金国将陕西、河南归还南宋，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因此爆发激烈冲突。主和派完颜昌（挞懒）、宗磐、宗隽在斗倒宗翰一派后也失了势，完颜昌被贬为燕京行台左丞，在金熙宗完颜亶的支持下，女真贵族中最坚定的主战派宗弼（也就是兀术）和宗斡重掌朝政。宗弼晋封都元帅、越国王，仍领行台尚书；宗斡晋封太师，梁宋国王，仍领三省事；很快，完颜昌就因“与宋交通、倡议割地”被处死，大权在握的宗弼被金熙宗授予全权，“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对于绍兴九年的和议，宗弼和宗斡原也赞同，但议和的基础却是反对归还河南、陕西，因此当初宗弼交割土地，率大军渡河返祁州（今河南安国），从汴京移镇河北大名时，就深以为恨，如今重掌大权，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经过激烈讨论，金国主政大臣达成了统一意见，认为：“赵构蒙恩再造，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5月，金熙宗颁诏，命宗弼的都元帅府兴师问罪，尽复疆土。当时，宗弼因降将郦琼对南宋情况比较了解，问计于他，郦琼答道：
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宗弼闻言大喜，于是四路兴兵、败盟南下，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喝侵陕西，李成攻西京，宗弼自己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出发，率领孔彦舟、郦琼等将及精兵10万直趋汴京，旬日之间，尽复河南故地。宗弼以战胜之威，继续进兵攻宋淮南之地。金军游骑先抵顺昌（今安徽阜阳），接着**大王等人率前锋3万人“并至城下”，攻之不克。5月25日，宗弼亲率大军抵达，见城墙简陋，十分轻视，下令包**击，南宋名将－东京副留守刘锜率“八字军”1.8万人闭城坚守，经数日激战，屡败金军，宗弼被迫退返汴京，“自是不复出”。顺昌围急时，宋廷曾命张俊率军救援，韩世忠以轻骑取宿州，岳飞派骑兵到光、蔡、陈、许诸州相机策应，以钳制金军主力；宗弼退兵后，各路宋军相继转入反击。宋高宗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张俊为淮西宣抚使；岳飞为京湖、京西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刘锜为沿淮制置使；胡世将为四川宣抚副使；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各率所部分道出击。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中，一代名将岳飞迎来了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在顺昌之围期间，一向主战的岳飞，所作所为却令人费解：
上文提到，5月下旬，宋高宗就在诏书中命岳飞出兵驰援顺昌，但岳飞却没有奉诏，反而求“赴行在”，面陈机密，宋高宗不准，再次颁诏给岳飞：
览卿来奏，欲赴行在，深所嘉叹！况以戎事之重，极欲与卿相见，但虏酋在近，事机可乘，已委卿发骑兵至陈、许、光、蔡，出奇制变，因以应援刘锜，及遣舟师至江州屯泊，候卿出军在近，轻骑一来，庶不废事。卿忧国康时，谋深虑远，必有投机不可淹缓之策，可亲书密封，急置来上，朕所虚伫也，遣此亲札，想宜休悉。可是，岳家军还是没有动静，6月1日，南宋朝廷又特授岳飞为“少保”，加食邑700户，以示鼓励，6月6日，宋高宗再下诏书，命岳飞“依已降诏旨，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无致贼势猖狂，少落**便，不得顷刻住滞”，语气中已有责备之意，但岳飞原有“目疾”，此时又患“寒嗽”，因此还是迟至6月11日才从鄂州出师，但也只是以前军统制张宪、游奕军统制姚政率背嵬军、游奕军骑兵出光州北上，岳家军主力仍未出发，与此相反，时驻襄阳的岳飞“复请诣行在所，面陈机密，”宋高宗仍不同意，命岳飞“疾速起发，…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认为，岳飞进军迟缓，是因为文书在递送中出现延误，此议恐不成立。《武经总要?行军约束》有云：“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一日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梦溪笔谈》也说“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可见，宋高宗与岳飞文书往来，应用急脚递，襄阳距临安3200里，“急脚递”8日可到，所谓文书延误的说法应不成立。6月22日，宋高宗得到顺昌府陈规的奏书，告知岳飞援兵已到，因此在诏书中说了几句“卿忠义许国之诚，嘉叹不已”之类的褒语，其实，宋高宗对岳飞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早在十天前的6月12日，宗弼大军就已从顺昌撤退了，所谓援兵成了马后炮。对于这一阶段岳飞屡请“赴行在”的怪异举动，岳珂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言之凿凿，宣称岳飞欲与宋高宗商量建储之事，这是令人遗憾的杜撰。早在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已因建储事开罪宋高宗，双方深存芥蒂，军情紧急之际，岳飞不在前线督战，反而欲赴行在，重提旧事，既不合情理，更几近要胁，断无此理。邓广铭猜测岳飞“欲赴行在”，是要商讨北伐的战略部署，这有可能，但金军此番败盟南下，其志非小，而顺昌地当要冲，一旦城破，淮南顿失屏障，个中利害，以岳飞之明察，焉能不知？岂有迟缓拖延之理？如果担心宗弼围城打援，也可袭“围魏救赵”故智，攻敌所必救，减轻顺昌压力，而岳飞两者皆不取，却要跑到遥远的临安与皇帝面谈，动机着实费解。从今天掌握的史料来看，岳飞当时不积极救援顺昌，很可能是出于一种相当复杂的动机，也与他对整个战略形势的误判有关。众所周知，岳飞的夙愿是北伐中原，顺昌既牵制了宗弼主力，张俊、韩世忠又已率兵赴援，金军穷于应付，这样正好给岳家军腾开了进取中原道路，因此岳飞只是以偏师应付诏书，主力仍做进图中原的准备，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此举无异于置顺昌1.8万守军于死地，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在地理位置上，张俊的中护军确实距顺昌稍近，但张俊暴而寡谋、畏敌如虎，指望他积极救援顺昌，根本不现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6月中，张俊才出兵占领濠州，命统制官赵密经苏村西进，时值涨水，宋军经6昼夜徒涉，方抵宿城，一举败金兵，6月14日，淮西宣抚司都统制王德从寿春出兵趋宿州，夜半破城，金国守将马秦投降，26日，张俊主力进抵亳州，守将郦琼闻讯，弃城而逃。此后，宿、亳一带“遇大雨，（宋军）皆坐水中”，张俊斗志顿失，奉派到他军中的枢密承旨周聿与李若虚不同，他劝张俊执行宋高宗“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旨意，张俊自然心领神会，于是留下雄胜军统制官宋超等千人守亳州后，便偕同王德回师庐州了。相比张俊，韩世忠的战志当然要坚定得多。当时，他率前护军从楚州出发，占领海州，分兵包围淮阳军，金兵来救，韩世忠败之于泇口镇，又遣统制官解元占领谭城，刘宝败金军于千秋湖。不过，韩军**淮阳军，屡战不利，统制成闵、许世安等人负伤，师老兵疲，已成强**之末；这样，真正能够救援顺昌的，其实只剩岳家军了，也正是基于此，岳飞的犹豫才引起种种猜测。还有一种可能是，岳飞对情报出现了误判，最初抵达顺昌的金军只有3万多人，而刘锜守军接近2万，八字军又素号善战，岳飞或许认为守住顺昌绰绰有余，因此没有积极出兵救援，而是集中主力，向中原腹心地区进攻。最后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种猜测是，岳飞出于个人恩怨，故意不救顺昌。建炎元年，岳飞曾在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麾下任职，当时王彦聚集义军攻陷卫州新乡县，突遭金军数万包围，义军突围溃散。《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这次战役中，岳飞“违公节度，以其所部别为一寨”，后来，王彦的**重新集合，岳飞惧诛，单骑前来请罪，左右将领劝王彦“斩飞以谢众”，岳飞闻言“惶恐色动”，但王彦以用人之际，人才难得，亲自给岳飞松绑，把酒压惊。这次**后，岳飞“终不自安，即檄使赴荣河把隘，自尔复睽”。10月，王彦率军进入太行山，士兵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八字军”，我们不妨设想，由于在八字军中曾险遭杀身之祸，岳飞可能因此与这支部队结怨，于是才有绍兴十年不救顺昌之举，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缺乏证据的揣测。6月19日，也就是顺昌围解后，宋高宗根据形势，制定了**战略，在给岳飞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次**的期许以及对岳飞的倚重：
金贼背约，兀术见据东京，刘锜在顺昌，虽屡有捷奏，然孤军不易支吾，已委卿发骑兵策应，计已遣行。续报撒离喝犯同州，郭浩会合诸路，扼其奔冲，卿之一军，与两处形势相撞，况卿忠义谋略，志慕古人，若出锐师邀击其中，左可图复京师，右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此乃中兴大计。卿必已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弃，付此亲札，想宜体悉。应该说，诏书对进军的部署写很明确，岳飞早在绍兴五年，就已定下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直捣中原的战略方针，这时，岳飞的**实际上已分为五部分，我们按现代军事战略的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援淮军、挺进军、**军、主力军和留守部队：
一、援淮军，前军统制张宪、游奕军统制姚政率骑兵出光州援顺昌；二、挺进军，京东路以李宝、孙彦的部队进行游击，梁兴、赵云和李进各率一军，与别将董荣、牛显和张峪所部一同渡河北上，联络两河义军。三、**军由武赳、郝义率步兵出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吴琦、商州知州邵隆会合，切断宗弼军与正在陕西作战的撒离喝军的联系。四、主力军，岳飞本人出平靖关、信阳军，向蔡州攻击，目标直指汴京。五、留守部队，驻扎襄阳、鄂州的部队和**负责江西路江州到江东路池州的江防，保障后方。6月22日，宋高宗分遣朝臣携带诏书前往各军主将处，其中司农少卿李若虚赶赴德安（今湖北安陆），与岳飞“计议军事”，他带来宋高宗的旨意：
金人再犯东京，贼方在境，难以召卿远来面议，今遣李若虚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划措置，先入争递奏来，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施设之方，则委任卿，朕不可以遥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则彼必猖獗，机会之间，尤宜审处，遣亲札，指不多及。在这份诏书中，宋高宗似乎是有条件同意岳飞北伐，但李若虚还带来一份口谕，说“兵不可轻动，宜少班师”，当时，岳家军主力既已出发，岳飞认为机不可失，李若虚激于大义，也深表赞成，主动了承担“矫诏之罪”，鼓励岳飞放开手脚，继续完成北伐大业。在金军方面，宗弼退返汴京后，以昭武大将军韩常守颍昌，翟将军守陈州（淮宁府），三路都统阿鲁补守商丘（宋称应天府，金称归德），建立了以颍昌、陈州、商丘为据点的外围防线；宗弼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赛里（完颜宗贤）、镇国大王率主力屯汴京，机动作战；山东方面，金将赤盏晖的部队控制着登、莱、沂、密四州，掩护汴京的侧翼；在豫西，金国的河南尹李成、王胜等人率军驻守西京洛阳、河阳，构成了汴京的西部防线。关于岳飞在北伐中的具体战斗过程，前人已有充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岳家军主力的进军路线大致是经德安、平靖关、信阳军北上，直扑蔡州、郾城，整个北伐大约持续了一月时间。从6月底到7月27日岳飞奉诏班师，岳家军与金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次交战，所向无敌、**皆捷，基本实现了岳飞扫清外围，最后会攻汴京的战略计划。7月14日颍昌大战后，岳家军乘胜追至距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宗弼亲率10万大军迎战，又被岳飞以背嵬军500骑摧破，于是退回汴京固守。朱仙镇大战后的中原战场形势
朱仙镇战后，中原战场的形势非常微妙，岳飞在给宋高宗的奏章中认为：“虏人巢穴尽聚东京，屡战屡奔，锐气沮丧，得间探报，宗弼已尽弃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这种说法表明了岳飞对当时战略形势的观点，但是否符合事实，很值得商榷，金军确实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否已“锐气沮丧”，准备逃走，这缺乏明确的记载可以佐证。首先，我们之所以说宗弼主力一败再败，逃回汴京，这主要是基于宋人的记载，《金史》是概不承认的，《宗弼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