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白银和物价

在宋代，白银不是流通货币，一般是制作成银器、首饰之类的商品。比如三佛齐贡方物，宋廷"赐其使冠带器币。还，赐以锦彩银器。白银以银器的形式付给了三佛齐来使。但在税收时，可以以银锭形式交付，比如来源于市舶的白银赋税"二千二百五十四两。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是逐步上升的，从每两1贯持续上涨至2-3贯
北宋初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那么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间大约每石1贯左右应该算比较合理的。如果按现今大米价格每公斤2.5元来计算，宋代一石大米59.2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贯铜钱合148元人民币。然后在和白银比，也就是说，大约一两白银能买大约60公斤米
宋代300多年的历史上，“以银计价”的现象由徼至显，逐步发展。北宋时期白银广泛用于与其他商品互换，但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仍属于零星、偶然。南宋时期把白银作为计价标准，用银计量多种商品价值、表现商品价格的记载大量增加。两宋时期白银的价值尺度职能，经历了100多年的孕育、积累，在南宋得到了初步发挥。一8**1(2009)05?0129-05唐宋以降，白银在**货币史、**经济史上的地位日渐上升，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不断加深。学术界对宋代的白银使用及其与货币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对宋代白银货币化程度的认识，仍存在不少争议和疑虑o。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宋代白银发挥价值尺度职能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以银计价”史料的挖掘、解读有一定局限，因而对白银发挥价值尺度的理解，仍有较大分歧⑦。本文拟在进?步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①如彭信威先生认为，两宋“白银只作大数目的支付。不用来表示物价南宋流通银会子的区域可能是例外。但在全国看来，民间的日常交易，不用白银所以不能说是十足的货币”。(《**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334页)高聪明认为：“因为白银在宋代商品货币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宋代以后白银的货币化是从宋**始的，白银货币作用的加强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67页、82页)。②较早从货币职能出发，探究**古代史上以银计价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博士。他在“《宋会要》还没有影印，其中的食货部分的抄本也还没有带到日本来”，“《四库珍本初集》和《四部丛刊续编》等也没有出版．宋人文集类的利用很是不便”，资料的搜集“调查也很不够”的情况下(《南宋时代银的流通以及银和会子的关系》，《**经济史考证》，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88页)，出版了《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书中就宋代以银计价方面，举出了3条用白银表示物价的例子，并据此认为唐宋时期金银均发挥了货币的作用，但毕竟用以表示物价的例子不多。此后，他“等到这些文献出版，就加反复地检查考察，结果，往往发现往年的研究有不完备不彻底的地方”。于1944年撰写了《南宋时代银的流通以及银和会子的关系》一文。但遗憾的是，在该文中他没有再按货币职能展开论述。国内学者中，马力先生《论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宋辽金史论丛》第l辑)一文，曾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白银的货币职能，并就价值尺度方面补充了两条重要史料，一条是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须招待顿食、点心，不吃饭则折钱，“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另一条是隆兴初“客人于镇江算请钞一袋。合纳正钱通货钱一十七贯六百文足。只用银五两三钱，每两官价三贯三百文入中”。汪圣铎先生主编的《两宋货币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458页)，专列“金银用为价值尺度”一目，共收录了5条史料，其中4条已见于加藤繁和马力的论述，另一条为黄金，并省去了上述马力使用过的南宋隆兴初镇江以银算钞的材料。收稿日期：2009?05-05基金项目：本文为**社科基金项目“宋明城乡市场发展与货币流通格局的演进”(项目号：0505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文成(1966～)，男，史学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129集中就两宋“以银计价”的史料作进一步索考、阐释，以期对深化宋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北宋时期的“以银计价疗由于“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阳蜘，货币对于白银来说，不是一种天然属性，而是一种社会属性。因此，“货币做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21tpll2)。“以银计价”，即直接以银为标准，用白银计量商品和财富的价值，表现商品价格。这是白银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的主要方式之一，对探究白银的社会角色是否完成从商品向货币的转变，是否实现货币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查考有关文献，宋朝开国之初，白银即已用于与多种商品交换。如建隆二年(961年)，宋廷“命左谏议大夫刘熙古诣晋州制置矾，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棉、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嘲'85翻。乾德二年(964年)宋廷榷茶，“诸州民有茶附折税外，官悉市之，许民于京师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旧沸56誊)，等等。但是，在白银已参加多种商品交易的记载中，大多都没有留下“以银计价”的记载。甚至整个北宋时期，直接“以银计价”的例子，也为数不多。据笔者所见，在一定程度上把白银作为财富计量标准的记载，较早的事例可能出现在康定元年(1040年)。当时淮南提点刑狱郭维奏称：“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陕，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行之。既而入银陕西者少，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凤翔、永兴。plof183誊)从这一记载来看：第一，由于川峡盐酒课税长期折征白银，宋廷为了吸引商人到京师和陕西并边州军入纳白银，把折征的课银作为标准，对愿入纳铜钱者，实行了按每两2贯的比例，折算应纳铜钱的办法。第二，“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说明，在京师和陕西并边入纳白银的商人，可能是至四川运销食盐的商人，至少他们与盐商关系密切。入纳白银，实质上是异地购买川盐。加盐之法，属于降低盐价、奖励商人入纳的措施。于是，在白银与川盐之问，白银又具有了计量川盐价值的含义。尽管这可能是康定元年宋夏战争期间，西北和京师白30银紧缺条件下，宋廷临时采取的措施，且效果似乎不佳。但应该说，白银已偶然地成为京师及陕西并边入纳铜钱、四川出售食盐的计价标准。此后，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癸卯，三司在言及河北籴便粮草时称：河北籴便粮草改行见钱法后，又曾“别立草料钱，以银缩绢及茶本钱折”。但由于商人无利，“遂增草料虚钱”，并曾一度“以银、触、绢估直”嗍沸305翻。这里所增的草料虚钱，似乎与通过铜钱计价、以“银触绢及茶本钱”折价支付的草料钱有所不同。而且因为“**绢本非河北商人所须”，实际用于“估直”?计量草料价值的，已有可能是白银。当然，在这里仍难以排除白银与草料均用铜钱“估直”的可能。与前一事例相比，这已是40年后出现的情况，但“以银计价”的含义，似乎仍较为模糊。延至北宋末年，金人围开封，宋廷被迫承诺以巨额金银犒军。李若水在札子中记录了宋臣们对犒军金银的议论，称：“城下所许金银，臣等初不知其的数。既见馆伴说，乃知如此之多，遂痛言当初使人不量朝廷有无，胡乱许耳。今库藏已竭，那里得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金人曾有言：“若果是无时，以他物准折。嘲55奄)从这条记载看，似乎金人已将白银置于价值尺度的位置上，把白银的数量作为计算标准，允许用其他商品折价充抵白银。而当汴京确实难以括出足够的白银时，金人的主张在汴京正式付诸实施：宋廷“又以象、玉、珠、犀、脑、麝、沈、檀之属，准折金帛之数”旧沸59暑)。李若水所记不虚，而“金帛”之数成为标准也确实发生了，白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价值尺度的作用。与上述情况不同，北宋文献中白银参与交换，并在交换中与其他商品一道，用铜钱计价的事例，却不胜枚举。如景德二年(1005年)改茶法，实行的是“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直钱五十千者，给百千实茶。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增茶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四滞60．)。这里无论宋廷出售的专卖物资茶叶，还是商人换取茶叶的金银绵帛，无一例外均首先用铜钱计价，然后互换。又如天圣四年(1026年)淮南制置发运使方仲荀与屯田员外郎辛惟庆奏准，将“闽侯官十二县共管官庄一百四。熟田千三百七十五顷八十四亩”，“估钱三十五万贯”，卖给二万二千三百名佃户时，明确规定既可“送纳见钱”，也可以用“但堪供军金、银、纳、绢依市价折纳，如愿一并纳足价钱，亦听从便”川c垤六三之一七五)。宋廷出售的官田，与佃户购买时付出的金银纳绢，同样首先用铜钱计价，然后互换。由此观之，北宋时期白银虽已广泛参与市场交换，可能零星、偶然地被用作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和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以银计价”的意义。但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有限，且有关事例发生时的背景也多少有些特殊。如果以此判断白银是否已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确实显得依据不够充分。二、南宋时期的“以银计价”如果说北宋时期“以银计价”的事例较为少见的话，南宋时期的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南宋后，有关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明显增加。其中，最典型的当数南宋购买广马的交易中，出现了长期持续地以银计算多种商品价格的记载。南宋初期，宋廷对马的需求剧增，广马交易空前繁盛，马价大幅度上涨，金银用量相应增加。但南宋初年市马所用钱物，遍及钱、帛、金、银、食盐等，既未专用白银，也未明确以白银计价。可绍兴七年(1137年)后，**仍用金、银、锦、绮、盐，而计量马价者已主要是白银。此时每年虽用“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百疋，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五百匹”。但“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其尤驵骏者，在其出处或博黄金二十两”fsllvms-4研。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命广西帅臣即横山寨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岁捐黄金五十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施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他以是为差”嘴162锄。不仅市马数量不减，马价不减，只用银计马价，而且据周去非记载：“盐锦彩缯”等，也全部“以银定价”1孵帅。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广西市马发生了一些变化，且弊病不少，其主要变化和弊病是：原来“每与蕃蛮博易，则支与铤银。或要器皿，以铤银打造。今者多集银匠以铤银钰销，央入赤铜。元(原)法每盐一箩，计一百五斤，算银五两折与著蛮今则以二箩分作三箩，折银壹拾伍两。元(原)每马四尺一寸算银三十六两，每高一寸加一十两今市马作两样赤(尺)度等量，每银一两折钱二贯文足”7噼=之二七1。这说明，广马仍用银钱锦盐等交换，并以银计价，实际支付盐时，也统一以银计盐价。相应地，随马从大理国贩运而来的“长呜鸡”，也出现了以银计价的记载，“一鸡直银一两”[1011嘲。不仅如此，这条材料还说明，以银易马及由之而来的用银度量和表现马的价值，并非宋人从蕃部习得，不是宋朝辖区以外的影响所致，而是宋朝内部**者率先用银计算马值及**诸物之值。因此，宋廷**用的是初具货币形式的“铤银”，而大理国的卖马者要的却是商品形式的银器，卖马所得的铤银常常要销铸为器。因此，大理国的马役所还干脆用铜铸成银铤形的“南部马市金一两”，用于度量卖马所得的金银的重量111删。除广马交易中持续用银表示多种商品价格外，南宋时期还出现了用银计粮价的记载。淳熙间(1174～1189年)“均州岁进贡银七百两，缘极边本非产地，往往运米麦于金州回易起发。每米一得银一两，岁以千为?纲，足充进贡”。可是，知均州张昌诗两年之间起4纲，用米麦5000，也只是完成了上供700两的任务。于是言者奏论，使张昌诗降一官聊昭七二之霸五)。显然，这里所说的卖米麦1得银1两，并不是记述一次具体的银粮互换，而是说每年都进贡白银，正常年景下l粮的价格为银1两。以此计之，售千粮可得银千两，进贡700两耗粮5000，当然应予降官。铸钱用的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商品，宋廷至迟在哲宗时已用白银买铜，南宋时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国瞟472誊)、陶沸37翻。甚至将才从坑冶中炼出来的白银用于买铜，已成为南宋提点坑冶铸钱司增铜铸钱的经常性措施。在白银与铜的频繁交换中，用银计铜价已不可避免。乾道九年(1173年)正月二十六日，权发遣处州姚述尧被旨措置银铜坑冶。他上任后...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