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隆庆开关开放了哪些港口？

从月港兴衰看明代海外贸易 **既属亚洲东部**大国，也是太平洋西岸海岸古国。早在上古就产生民间海上交通与贸易，到了西汉，中央**直接派遣官吏进行一定规模的海外贸易，标志着海外贸易正式成立，此后广州就首先成为国际贸易重要港口之一。{1}自唐代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制度以来，历朝在沿海的广州、泉州、温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外贸口岸职掌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收购**专卖品和管理外商等事务。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港之一。明太祖初定天下后，由于海上**骚扰，**屡下“禁海令”，对外贸易逐步萎缩，至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市舶司被撤消。{2}然而，有明一代，**沿海贸易仍出现过生气蓬勃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景象。漳州月港就是明代海外贸易方面有着巨大发展的历史见证，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三、四百年前，**(东南)对外通商的地区也曾三变，先泉州、次月港、最后厦门。”{3}本文着重探研月港的兴衰，以观明代海外贸易的状况，进而理解海外贸易的经济文化意义。 一月港(今福建省龙海县海澄)，在漳州府城东南五十里，“在县城西，南接南溪，东北通海潮，其形如月而得名”。它位于九龙江入海处，处在海上交通和内河交通之要冲，“海舟登泊最易”。{4}其具体港道从海澄港口村起，沿南港顺流往东，经海门，至九龙江口的圭屿。从港口村发舶，一个潮水的时光可达圭屿，再半个潮水的时光可抵达厦门港，后经过担门分路驶向**。月港位于漳州平原，这里物产富饶，经济作物繁多，手工业发达，并有比较发达的水运陆运与内陆腹地、邻省沟通。因此，当地人多以海舶为利，善于造船，航海经验丰富，养成了“视渊若陵”、“衽革轻生”的海外冒险精神。 15～16世纪是人类社会由**向海洋拓展的新的重大转折时期。无论从官从私，明代**的航海力量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受明**派遣统率舟师七下西洋，每次出洋率海员两万多人，船舶一二百艘，其中大船几十艘。郑和的船队不但到了南洋群岛的主要**，而且一直到了非洲东岸。明史专家吴晗指出：郑和下西洋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历史上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比世界上所有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5}与此同时，明朝民间海商势力也在明显增长。在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海商纷纷集资造船，招募雇员，经营于沿海及海外异域，从中赢利。在官私双方都远赴海外贸易的共同作用下，漳州月港开始兴起。正统景泰年间(1436～1456年)，“居民多货番且善盗”，{6}中外商船“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7}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年)，月港“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竟骛争弛”，享有“小苏杭”之称。{8}正德年间，当地“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9}从正德到嘉靖末年(1506～1566年)，月港逐步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民间海外贸易港，私造的双桅过洋大船来往于暹罗、马六甲、日本、琉球等国“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葡萄牙、日本等国商船亦常常抵达月港门户浯屿、南澳等处“辄往贸易，禁之不可”，{10}以致在半个世纪里，月港就“居民数万家”、“人货卒聚”、“方物之珍，家贮户峙”、“民无不曳绣蹑珠者”，已然是“闽南一大都会”。{11} 明朝前期厉行海禁，海外仅见外国来航之朝贡贸易，国内私舶则严禁出海。但连绵不断的民间出海贸易不仅屡禁不止，反而形成规模；1557年明地方当局允许葡萄牙人在**居留经商，实际上亦为民间海上贸易创造了条件；加上明代后期地方财政拮据，开海贸易不仅可以增加饷税收入，同时有助于局势稳定。这些原因终于迫使明朝**于隆庆元年(1567年)批准福建巡抚涂**的建议，即“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随即正式开放漳州月港为对外通商口岸，准贩东西洋。月港的地位得到了**的确认，从此月港就正式作为我国东南沿海一个外贸港口迅速地繁荣起来，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走向全盛。 早在隆庆“开禁”之前，明朝在龙溪县设立海靖馆加强缉私和防盗，后改称海防馆。“开禁”后又称为督饷馆，在此征收进口关税。{12}根据官方数字的统计，初开禁时，月港的舶税仅三千多两 ，而万历四年(1576年)“额至万金”，十一年(1583年)“累增至二万有余”，二十二年(1594年)“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从隆庆初年到万历二十二年的27年中，约增加十倍。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福建税银近六万两，而这年月港舶税逾三万五千两，占全省税银的大半。可见，月港的规模与实力显然超过了传统的外贸港口泉州，充分反映了它在海外贸易方面迅速发展的态势。当然，这里并不包括大量的**收入。 隆庆元年始行的“开禁”，实质上还是一种严加限制的海上贸易政策，集中体现在“船引”制上。“船引”即为官方发给商民出海贸易的执照。起初仅有50份，万历三年(1575年)增加到100份。万历十七年，进一步规定了前往东西二洋各港的具体船数，其中准往东洋44只，计：吕宋16只，屋同、沙瑶、玳瑁、宿务、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啴各2只，磨荛央、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仑、岸塘、吕蓬各1只；往西洋44只，计：下港、暹罗、旧港、交趾各4只，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各3只，麻六甲、顺化各2只，大泥、乌丁礁林、新洲、哑齐、交留吧、思吉港、文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陆坤各1只。合计88只。{13}万历二十一年增加到100只，二十五年再增至137只。“后以引数有限，而私贩者多，增至二百十引矣。”{14}但仍然不包括未经批准给引的商船。若把外国来月港的商船计算在内，到17世纪初，每年往来于月港的中外商船数目当在300多艘次。每年风汛期，由月港发舶的商船多以百计，船大者，宽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船小者，宽二丈，长七八丈。它们满载着我国特产扬帆于波涛之中，驰往异域之邦；后风回航转，夷产填舟，厚利而归。从月港输出的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沙糖、纸张、果品、铁器等，尤以湖州生丝、景德镇瓷器、漳州纱绢绒缎、海澄金线等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运销欧美。输入的物产，品种之多也超过历代，见录于张燮《东西洋考》的进口商品达114种。如此盛况，使月港扬名东西商港，“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舻朦，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叙，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15}；“富商巨贾，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达蓬，约千寻之修缆，筑天后之崇宫，建旗鼓之行列，启八窗之玲珑；乃涓吉日，祀阳侯，鸣金鼓，发棹歌，经通浦，历长洲……外域既至，相埠弯舟，重译入国，金弊通酋，期日互市，定侩交售……持筹握算，其利十倍，出不盈箧，归必捆载。”{16}由是可知，自“开禁”后，月港以异军突起的外贸优势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步取代了泉州港、福州港，而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海外贸易港。 继葡萄牙强租**、西班牙占领马尼拉以来，西方殖民势力不断侵入远东。比葡萄牙、西班牙更具竞争性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荷兰在明朝天启年间把战船开到福建**列岛一带海面，并于1624年占据**，不断骚扰我国东南沿海，使漳州地区的海外贸易遭到严重的打击。月港也因之走向衰落。崇祯六年(1633年)，明**关闭了“洋市”，月港又成为民间海上商业贸易的**海港。与此同时，闽南沿海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组织**力量对荷兰殖民者进行有力的反击，其子郑成功更以厦门为基地建立政权，着手进行**的英勇战斗。此后，闽南郑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选择比月港更为有利的厦门作为开展海外贸易的港口，以增加财政收入，并以此为据地，于1661年成功地收复了**，驱逐了荷兰殖民者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侵略势力。到清初，厦门港已经取代月港而成为闽南沿海对外贸易的中心。到17世纪中叶以后，作为明代东南沿海重要贸易口岸的月港就几乎销声匿迹了。月港由兴至衰，经历近两个世纪。在这段时期内，月港不仅为明朝社会经济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为我国海外交通史和中西贸易史增添了新的篇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月港的兴衰是古代**沿海对外交通和海上贸易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观察古代**社会经济转型的一个窗口。其兴有一定之规，其衰亦有一定之律。兴则于国民两利，衰则弱国困民。月港兴衰之过程贯穿有明一代，集中地说明了明代海外贸易的大致状况，也深刻地揭示了海外贸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首先，明代海外贸易主要是以我国海商赴海外贸易的单方模式来进行的。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有许多华商泛海通番，但更多的是**伯等地的商人来华贸易。张燮在《东西洋考》指出，“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多也”，可见月港虽然有“夷艘鳞集游业”，更多的却是**商人赴海外贸易。根据《菲岛史料》一书所载的资料统计，当时每艘帆船载运人数平均在250至300人之间，若月港出洋船只以万历十七年(1589年)官定额数88艘计算，每年经由月港出洋贸易的华裔至少有二万二千人。如此众多的人数，确实是唐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现象。由于明朝**的“开禁”，促进了月港海外贸易市场的扩大。月港海商通过菲律宾群岛这个中继站和南洋群岛的其他地方，直接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进行广泛的交易，并从而与美洲发生了贸易关系。又由于主要是单方模式的，明朝的海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华人运货入菲，至今年而暴增。每年从西**来的银元输往**者，达五十万以上”，{17}而月港是“岁无虑数十万”。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的海外贸易以输出丝绸品换取白银为主，造成银钱内流，与宋元时期以输入香料、珠宝等高档商品为主的银钱外流相反，自然呈现了出超的贸易新局面。但是，这种模式是明朝初期实行严格的朝贡制度的必然产物。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模式的最好例证。尽管隆庆元年“开禁”，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模式。它对明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海上贸易均产生过极为不利的影响。我们知道，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揭幕，西方**首先以海盗和殖民方式，试图来**进行掠夺贸易。葡萄牙、西班牙是16世纪海上的霸主，17世纪海上的世界霸权转到荷兰和英国手上。由于明代的朝贡体系阻碍了西人来到华土贸易的现实性，1513～1547年葡萄牙人就“在印度半岛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群岛上建立了许多堡垒要塞来保护各个商馆，以便易于控制各地的贸易。”{18}西班牙在隆庆五年(1571年)占领菲律宾，以马尼拉为中介地依靠华船输入，开辟一条马尼拉至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航线向美欧贩运**产品。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船只首次到达广州，二十余年后占据**列岛，后被明军击退，转而强占了**。这些因为中西海外贸易通道不顺畅而引起的军事冲突，既破坏了双方贸易之间的潜在经济效益，又加剧了双方的误解和丧失了相互认识的机会。这种东西文化交流的人为阻断，使东方在自我封闭下逐步落伍于西方，而欧洲航海贸易势力迫切需要与华通商，以加速原始资本积累，逐步走上了**掠夺的强权贸易的道路。这些趋势都对后来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明代海外贸易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就世界范围看，单靠内陆型小农经济内部关系的缓慢变化，来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显然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19}资本主义的真正发生和发展，是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和世界贸易的扩大而发生和发展的，**也不可能例外。明代的开海贸易，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此际**资本主义萌芽成长最活跃的、最典型的萌芽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茶叶种植与加工业、制糖业、造船与航运业等，往往是与对外贸易或沿海贸易密切相关的经济部门。明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活跃，沿袭已久的贡舶贸易所造成的国内市场狭小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海禁政策更是束缚了商业资本活动，摧残了海外贸易，也伤害了沿海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从事海外贸易的豪富、商贾，特别是沿海人民必然要冲破封建统治阶级设置的禁区，“私通外国，交易番货”。从国际大环境来看，16世纪起，随着西方殖**义势力的东来，一个全球性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东西方再也不可能孤立地、相互隔离地各自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月港开始异军突起，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民间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明代前期，官方海外贸易仍沿用宋元以来的物货抽分的关税征稽办法。自隆庆元年“开禁”设立“洋市”后，转而实行征收银两的办法。征收内容有水饷、陆饷和加增饷等。由实物抽分变为征收银两，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关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有利于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银币需求，有利于银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同时，海外贸易规模扩大和远航需要，航海业因之获得发展。随着月港海外交通的繁荣和航海知识与技术的发展，我国的航海家开辟了对日对菲交通的新航线，即由月港启航，经过厦门港，横渡**海峡，到达**岛东北的**后向北越过琉球，再抵日本长崎等地；到达**最南端的沙马头沃，穿越巴士海峡，抵吕宋岛的大港。这两条新航线是福建对日对菲最近的航线，大大便利了我国人民与日本、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往来。特别注意的是，在月港的航运业里初步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雇佣关系。月港的商舶，除舶主外，尚有财副、总管、直库、阿班、头椗、二椗、大缭、二缭、舵工、火长和一般的水手等。他们都是舶主招募而来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舶主与船工的关系是一种“富家以财，贫人以躯”{20}的雇佣关系。然而，如同月港历时近二百年而后衰一样，明代海外贸易并没有使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相提并论，资本主义萌芽依然是“萌芽”。明末，福建东南沿海一直处于**备战状态，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贸易活动的破坏，都严重阻断了沿海一带的交通与贸易。再加上明末清初满人入主中原进逼闽浙和郑氏政权孤守厦门**一带所造成的国内**局面，更使明代一时兴盛的海外贸易归于沉寂，商品经济发展一度中断，因此，**社会依然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中继续着封建王朝的统治。 最后，月港衰落和明代海外贸易的短暂性，既是中西文明的时代差距的必然现象，也是走向没落的封建**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沉重桎梏的一个缩影。为了巩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明**采取过顺应潮流的重要举措(如隆庆“开禁”)，客观上推动过海外经贸事业的发展。但是，“**古代文明毕竟主要是在封闭型的内地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特征决定了**社会转型历程特别艰难。**封建王朝的上层建筑(包括**制度、意识形态等)，主要以内地庞大自然经济为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具有异常坚固的特性，其对海上经贸制度的消极制约作用显得特别突出。”{21}终明一代，由明太祖为阻断倭乱和树立宗藩秩序而制定的朝贡制度，一直成为明朝海外贸易的主体，在民间海外贸易和外国东来华土经贸潮流共同推动下所实行的**单向海上贸易也没有形成规模。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这不能不阻碍市舶贸易发展商品经济的前途，摧残了唐宋元各代曾经生气蓬勃的海上经济文化交流。由于这种自我中心和自我封闭的海上贸易心理，致使明朝统治阶级对世界潮流反应迟钝，观念很难转变，由皇帝委任负责“洋市”的官员，也常常对本国商民无休止地勒索欺压，对世界变化大多麻木不仁。封建衙门式的行政管理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海上贸易迅速扩展之间存在着很难协调的矛盾。闭关与开关、朝贡贸易与自由贸易、对内贸易与海外贸易等诸多矛盾集合成一个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一个**一个民族如何生存和发展? 世界各民族由闭关到开放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致。以和平发展和逐步变革的方式，亦可逐渐改善通商关系和扩大通商规模的。但西方殖**义者并不乐意等待落后民族以和平与渐进方式逐步地发展，而是总要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和奴役其他民族的基础之上，他们总是以其经济、军事优势强迫落后**按照他们的意愿实行开放，并不惜用战争手段达到目的，不惜以其他民族的长期痛苦为代价的。面对这样的历史进程，主动开关，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巩固国防，这才是积极的防御战略。海禁必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明朝当局选择带有闭关性质的有限“开禁”政策，显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失策。清朝取代明朝，仍然实行更加严格的闭关政策，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闭目塞听必然落后，落后挨打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进程是十分复杂的，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闭关政策的实施，使人们闭目塞聪，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错过了许多选择和转变的机会，推迟了社会发展，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进行竞争的能力。”{22}历史已经证明，没落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不可能担负发展海外贸易的历史重任，只有**人民**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后，**才能真正走上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正确道路上来。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