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超市的东西价格不下降低呢?

在我国近年来关于消费储蓄比例关系调整的讨论中，人们从各种角度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希望籍此影响消费储蓄比例的变动，提高消费率。那么这些政策调整措施的有效性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有关研究文献中选择出大多数研究者都比较重视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经济增长等重要解释因素，分别考察其对消费储蓄比例的作用方向、强度，同时分析**政策调整对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以求最后对“看得见的手”在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形成上的影响作一判断。1、历史和文化传统 许多人在指出我国消费率“偏低”、“过低”时，往往是以世界上发达**或一些发展**家的平均经验数据为参考系的。实际上，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并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标准模式，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国际差异的解释至今仍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难解之谜。由于所涉及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尽管各派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能够从计量角度完满地说明不同经济体间的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显著差异。在人民大学近年引进得一本国际上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作者虽然对储蓄率的国际差异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最后还是承认，“以上这些因素并不能用来圆满地解释各国储蓄率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最后干脆认为这种差异仅仅是因为各国对待储蓄的态度不同，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希望对这些态度能够提供解释。” 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早已观察到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东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并将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归结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素 。换句话说，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国际差异之所以至今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由历史和文化因素决定的对储蓄的态度可能是最重要的内在变量之一。美国人的生活哲学信条之一是“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因此所谓 “现在”一代选择更高的现在消费水平和更低的储蓄水平以“及时行乐”。相比之下，**人崇尚简朴，信奉“居安思危”，更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誉为美德，这自然导致较高的储蓄倾向和较低的消费倾向。刘遵义教授在分析影响****、**和**储蓄状况时曾开门见山地提出“储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前的历史经历和文化因素”，然后才进一步分析宏观经济稳定、利率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贺菊煌曾运用经济计量模型测算中美居民储蓄率差异的形成原因，其结论是，“约42％来源于两国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差异，剩余的58％来源于两国文化传统和有关制度的差异。” 1997年我在美国进行访问研究时，丹佛大学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向我指出，美籍华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储蓄传统，即使是几代**之后依然没有改变。他谈到，丹佛大学原来对困难学生的补助是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决定的。后来发现许多华人学生家庭的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由于储蓄水平高，其家庭资产往往比一些收入水平高、但储蓄水平低的白人家庭高得多，这一状况一度使得学校当局对究竟应依什么标准向学生提供困难补助产生疑惑。由此案例可见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对消费储蓄关系的影响之深。如果从消费储蓄比例的长期基本态势考察，我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储蓄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是第一位的。毫无疑问，对这样一个对我国的储蓄水平长期一般态势有着极重要影响的因素，“看得见的手”的调控是很难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2、人口结构在讨论消费储蓄比例的决定因素时,经济学家们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有相当共识。对二者的关系，人们一般主要是从总负担系数，即被抚养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 变动的角度展开讨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被抚养人口由未成年人和退休人员组成。由于被抚养人口中的青少年没有任何收入，其消费支出完全由抚养者支持；同时，退休者的消费源自其工作期的储蓄，因此，一个社会的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即总负担系数的变化趋势将对消费储蓄比例变动产生影响。其一般规律是，当被抚养人口比例上升时，由于在消费的压力加大的同时，提供储蓄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将产生向上的压力，对储蓄将产生向下的压力。反之，总负担系数的下降将向上推动全社会储蓄，对消费则产生向下的压力。我国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呈现缓步上升态势（参见下表），即总负担系数一直稳步下降。依据上边的分析，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应是构成我国长期以来储蓄率持续上升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如人民银行1999年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完成了一份关于我国储蓄问题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受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抚养系数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态势还将延续一段时间，因而将继续从推动储蓄率上升的方向产生影响。3、经济增长速度从短期波动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对消费储蓄比例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公认的。其一般规律是由于消费刚性的作用，即消费者不会随收入变化立即轻易改变其消费水平，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消费率有下降倾向，储蓄率则相反，投资增长也较快。反之，当经济陷于不景气时，通常是消费率有上升趋势，储蓄率下降。美国的夏皮罗教授曾分析了美国1869－1938年间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发现1924－1933年和1929－1938年这两个期间的平均消费倾向比以前任何时期都高，“原因是这两个时期都包括大衰退的年份” 。另外，经济增长态势的变化必然对投资的收益预期进而储蓄产生同方向的影响，即经济增长快，投资的预期收益提高，对储蓄的需求增强；经济增长下滑，投资的预期收益下降，对储蓄的要求也下降。在国内，人民银行1999年的研究报告将经济增长率作为解释我国高储蓄率，从而低消费率的首要因素，武剑的研究结果则是居民收入增长（其背后是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提高有较强的解释力，作为一个解释因素其贡献率达16％，仅低于预期不稳定性 。在经济增长态势对消费储蓄比例的这种作用特点下，如果企图在短期内同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消费率为调控目标考虑经济政策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陷入“困境”：是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还是提高消费率？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由于对提高消费率是否能使经济更好地更快地增长我们还没有得到理论上或实证上的充分证明，但却能从理论上解释当经济更好更快地增长时会使消费率产生向下运动的趋势，也能从经验研究中得到支持，因此似乎很难同时提出这样两个调控目标。如果是二者必居其一，任何明智的决策者都会把促进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因此，就人们所关心的事关提高消费率的因素而言，中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实际上是一块“绊脚石”。4、利率水平与其它许多因素相比，利率水平是看得见的手可以施加极大影响的因素。如果利率水平对居民的消费储蓄决定有重要影响，则**手中就有了一个影响消费储蓄比例的有力工具。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学派认为利率水平是影响消费储蓄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一判断为凯恩斯主义所拒绝。凯恩斯主义理论把着重点从利率水平转移到收入水平，认为利率水平只有较小的影响。自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起，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储蓄决定的影响已为经济学界讨论多年，但至今在理论研究方面仍让没有被广泛接受的量化的定论。在实证研究上，很多研究人员都考察了这一问题，也还没有取得统一认识。多恩布什和费希尔强调“消费率及储蓄率从理论上讲应受到利率的影响，然而绝大部分证据都表明利率对储蓄几乎没有影响 ，有关研究的结果通常表明，这种影响比较小而且的确难以发现 。斯蒂格利茨的看法与多恩布什和费希尔大致相当，他认为实际利息率的增加一方面产生收入效应，其结果是消费率提高，储蓄率下降，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替代相应，使得储蓄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净效应是不确定的，尽管在实际中看，似乎实际利息率的增加对储蓄有轻微的正效应。 ”从实证的角度看，曾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2002年预测**确的经济分析师，同时也是美国联邦快递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gene huang最近在谈到美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时指出:“不管利率多高，美国的消费者还是继续消费。 ”其判断与理论家们的判断是一致的。在我国，研究者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如袁志刚等认为“利率调节并不能在第一时间解决资本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 ，而蔡继明等提出“有关大部分**历史数据的研究表明，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实际利率预期的提高可以增加总的储蓄 ”，武剑也认为“**居民储蓄规模对实际利率相当敏感，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实证材料似乎对上述论点不完全支持。如我国1994年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利率水平尽管有存款保值补贴仍为负值，可这一年的居民储蓄增长率竟高达41.5％。在这一储蓄高增长的背后固然有因通货膨胀引致的名义收入高增长，但同时也说明利率水平情况对储蓄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又如自1996年开始，人民银行连续八次大幅度降息，期间还对利息征收高达20％的利息税，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势头依然不减。再如人民银行2003年的一份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尽管认为存款利率适度的储户占全部储户的比例仅为28.2％，而认为利率低的储户占比高达70％，但仍有34.7％的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储蓄”最合算，较上年同期上升3.4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该调查结果还表明，利率与居民储蓄意愿之间的相关性较弱，这表现在认为存款利率低的储户没有降低储蓄、提高消费的愿望，而认为存款利率高的储户，也没有提高其储蓄，降低其消费的愿望 。5、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由于市场的内在缺陷，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的基本任务之一。在讨论我国当前的低消费率形成原因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往往被人们指为影响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武剑分析了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八个因素，其中贡献度最高的就是包括失业、退休、医疗保障状况等在内的居民预期不稳定性 。国际经验也表明，“当人们主要是为退休后的资金来源而储蓄的情况下，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在现收现付制基础上筹集资金，社会保障税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私人储蓄以及总的国民储蓄。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是由**出资的**单一保障模式、其缺陷十分明显。经过20多年的探索，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主要项目由**、企业职工三方负担的社会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出资的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三大部分组成的社会保障体制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要项目由**、企业职工三方负担的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险中，最重要的又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三个保险项目都是由**、企业和职工三方负担的 。就我们所关心的消费储蓄比例而言，这样的一种改善肯定有利于促进消费，提高消费率吗？答案可能令人失望。因为从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到建立现收现付制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从现收现付制性质的保障制度改革转型到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激励效果也大相径庭。前者有助于降低储蓄，提高消费，而后者则因意味着劳动者比在现收现付制下对自己未来的消费保障要直接承担更多的责任，储蓄意愿将加强，消费意愿将弱化，从而对提高全社会的消费率产生负面影响。国外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这种转型加诸于消费储蓄比例的影响也曾有研究，结论是相同的。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即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提高消费率将产生正向的影响，因其完善过程本身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就调整消费储蓄比例，提高消费率的设想而言，在短期内不应把更多希望放在这一领域。6、物价水平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体系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有效调整，进而影响物价水平，因此可以认为**有能力对物价水平进行有效的调控。那么物价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呢？通货膨胀对消费问题的影响很复杂，因为这涉及到通货膨胀的性质、持续时间、可预见性等方面，实证检验的结论也不明确，如智利经济学家就认为通货膨胀对智利的居民部门储蓄决策没有什么明显影响，亚太地区许多经济体在研究影响消费储蓄比例的因素时也没有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 。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通货收缩有可能从负面影响消费增长，因为消费者期待着通过推迟其消费得到更多收益，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将有利于刺激消费，因为消费者希望通过提前购买消费品或服务以减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 。那么**是否可以精心地使通货膨胀保持较温和的水平以刺激消费呢？这在理论上似乎应有一定作用，但实践却没有给予证实。相反，人民银行刚发表的最新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今年三季度城镇居民对未来三个月的物价指数预期是2003年以来最高的 ，但仍有34.7％的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储蓄”最合算，较上年同期上升3.4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说明温和的物价水平上升对刺激居民消费不起作用。因此，虽然**可以通过货币工具的运用影响物价水平，但以此为工具来刺激消费却是不恰当的，在这方面不应有什么幻想。另外，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看，虽然减少收入差距将有利于提高消费倾向，但**的政策运用空间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例如，所得税税制本身具有相当刚性，而且有一定限度，难以持续不断地强化其累进性质。又如低收入阶层通过再分配获得的补助也有刚性，只能上不能下、因此**将不得不审慎行事。再如有的同志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样固然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绝对消费水平从而刺激整个消费需求，但如果考虑到屋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就业问题非常严峻，实行最低工资制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加剧就业的难度，这可能又从反面影响消费需求。二者的平衡力量究竟如何，人们还不得而知，因此决策者也得慎重。在如此之多的限制性条件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夏皮罗教授的评论：“ 与凯恩斯《通论》问世后的早期年份一般所持的信念相反，经济学家不再相信用再分配来提高总消费支出水平是一件象他们一度想象的那样简单的事情。 ”看来我们确实不能对通过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差距水平进而提高消费率寄予更多的希望。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刚刚公布的《**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税收制度改革的最新政策动向是将**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同时还要进行消费税的改革，扩大消费税税基 。前者因可以将设备投资纳入**抵扣范围，进一步消除重复征税，将有利于鼓励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后者因要将未征消费税的部分消费量较大、有一定盈利水平、税基较宽的消费品和部分高档消费品以及对环境危害较大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即要适当扩大征税范围，实际上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消费价格，显然不会对消费产生什么鼓励作用。因此，就我们所关心的提高消费率而言，**显然难以通过税收调整大有作为。 因此，消费信贷有利于促进消费，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那么，从长期的角度观察，消费信贷对提高消费率究竟能有多大贡献呢？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我们认为，对一个消费者个体来说，消费信贷的不发达意味着他不得不在今天少消费，多储蓄，用以支持未来时期的多消费，消费信贷的完善则意味着他可以以今后消费的减少为代价增加现在的消费。因此，对一个消费者个体而言，消费信贷的完善仅仅是使其年度间的消费倾向发生变化，即高消费倾向的年份提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其它本质性的影响。如果把观察的角度从一个消费者扩大到消费者整体，由于各个消费者高消费年份不同分布的相互抵补，因此从长期的角度看似似乎也很难说消费信贷的完善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全社会的长期平均消费率。应特别注意的是，消费金融的发展对提高消费率的刺激作用还与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消费金融能在美国对消费起高度刺激作用，这与美国人信奉“今朝有酒今日醉、明日生活更美好”的生活哲学可能不无关系。正是二者的结合，使美国人能够用自己的住房作抵押获得贷款进行其它消费，在其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零积累”，即不给后代留任何资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报道，在九十年代的美国，由于可以通过住房抵押获得消费贷款，实际上人人都可以获得**。到1996年末，美**庭的负债上升到占可支配收入的89％。全国破产协会估计1997年将有130万－140万人宣布破产 。在我国，由于崇尚节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历史文化传统仍在起作用，人们很少打算通过消费信贷工具实现个人生命周期的“零积累”，还要造福子孙。因此，与美国等西方**相比，消费信贷对我国消费率一般态势的刺激作用很可能是相当有限的。退一步说，即使是消费信贷的完善确实能促进消费率的提高，还要看到在我国消费信贷的完善将如同其它任何重要制度建设一样，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几年消费信贷的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但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制约，已经开始减速。例如，汽车消费贷款在上世纪末起步时逾期归还率极低，风险明显小于对企业的贷款 。但仅仅三四年的功夫，现在已出现相当多的不良贷款，有人估计不良贷款率可达15％之多 。由于风险的增加，今年8月，占有国内70％市场份额的车贷险发售商－**人保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停售车贷履约险，一些小型财险公司也纷纷跟着退出，一时使商业银行的车贷业务发展受到挫折。这一案例说明通过完善消费信贷制度刺激消费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里还要指出，人们经常说当着消费信贷进一步完善时，住房消费，从而整个消费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就本研究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因为如果说消费信贷的发展将刺激居民增加用于住房建造或购买的支出的话，那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其后果首先是投资的增加而不是消费的增加，因为对住宅建筑的支出将计入投资而不是消费。如果居民自建住宅，其建房支出应统计为住宅投资而不是消费。如果他是从房地产商处购房，则其支出只是代表购买资产，也不计入消费，房地产商用于住宅建设的支出早已统计为住宅投资。据人民银行分析，从1998年到2002年，个人住房贷款年均增长率达112.8％，目前余额已达1.2万亿元 ，对住宅投资，从而整个投资的刺激力度是相当大的。另外，由于居民在使用消费信贷时往往把购房放在优先位置，因此消费金融的发展将更多促进的可能首先是房地产投资而不是消费。根据以上的分析似可判断，至少在短期内，对通过消费信贷的发展来提高消费率不能寄予更多的期望。退一步说，由于**预算内投资占比例已经很小，当前只有2.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00年美国的**储蓄占gdp比例高达3％以上 ），因此即使是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全部转为消费，也仅仅是是使消费率上升两个百分点。尽管有以上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支出的消费投资比例仍有一定调整弹性。不过这种调整应由决策部门从全局协调发展的角度考虑，应有明确的目标指向。直接以提高全社会消费率为目标是不可取的。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