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鸿章弟弟

李鸿章出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中排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 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生于1821年，大鸿章2岁,小曾国藩10岁。他在1849年先是弄了个拔贡，也就是从秀才中选出了优等生，后来因他父亲介绍到了北京，成了曾国藩的弟子。1851年李瀚章被分配到了湖南，在永定县当县官。如果没有大的变故，他或许就这样从基层做起，机遇好了就能一步步往上爬行，最终能弄个什么官位，那也很难说。但是，风云突变的时局打乱了正常的秩序，太平天**动的兴起，不但让他的老师曾国藩改变了人生的足迹，也让这位湖南小县官的工作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曾国藩回到老家训练湘军后，就将李瀚章叫到身边，让他当上了湘军后勤总管。 李瀚章在学问与官位上虽无法与其二弟鸿章相比，可他的经济头脑却很厉害，特别会“抓钱”管钱，是个非常出色的管家。他在湘军内，依靠曾老师的关照与支持，积极活络地周旋于那些武人粗人之中，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把个后勤部管理得滴水不漏。同时他还主动出击去筹措资金，为湘军提供军费支持。他知道军粮军饷就是**的生命，就是胜利的保障。为了替湘军筹集军饷，他在江西主持报销局，到广东兴办厘卡收税，都颇有成效，大大地充实了曾国藩的“钱袋”。曾国藩一再表扬他的忠诚，不时以把他的优秀表现专折上奏朝廷。 由于李瀚章为湘军立下汗马功劳，更由于他的老师的经常表扬与上奏清廷，为他说好话，所以这小子的官运也就自然不错，后为他一直截了当升到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湖南巡抚、浙江巡抚、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的位置上，成为当时清王朝地方上一个重要大员，一时间可与他的弟弟鸿章相提并论。 李瀚章的经济细胞源远流长，他的后代中出了几个善于办实业的好手。别的不说，单是清末民初**最大的两家银行-——**银行和交通银行，就都是他的后代创办的。交通银行的第一任**是他的二儿子李经楚，**银行的第一任**是他的外孙孙多森(李瀚章二女儿的二儿子)。一家人占据了**两家最大的银行的首把交椅，也这在是牛的不轻。 李家老三李鹤章书读得不怎么样，没有什么大功名，但他也参加过**太平天国的战争，也在湘军和后来的淮军中统兵打过仗，也为朝廷立下了不少战功，但战后别人都**得赏，都升了官发了财，可他却只当了一个管粮食的小官，这让他很生气，他一怒之下跑回了老家，开始搞起了经营，做起了买卖，赚了不少钱，开始又搞起了房地产，盖了许多的房子，还开了盐业与茶叶的当铺。有了钱之后，李鹤章又造了一个拥有400多个房间的“李家楼”，还在合肥建了五进的豪宅，在安徽省的许多地方都有他的仓房与典当行。不过他不是一个扣门的人，发财之后的李鹤章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又是办学堂，又是建庙宇，还出资修府志。 李鹤章自己尽管在官场上没有 弄个道道来，但他的二儿子他李经羲后来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也算是给他露了脸。 老四李蕴章因为有眼疾，除了在他大哥的衙门里短期做过事外，基本上是在安庆全力以赴置办家业，是个安庆城里的大财主。此人眼虽不明，心却雪亮。据说他能两只手同时打算盘，要是造房子，只要背着手绕着地基走一圈，就能算出需要多少材料，需要多少工时了；要是买地，他只要到地边走一走，就能闻出地里的“地气”，知道那地出不出粮食。他先是开了一家盐号，那时经营盐业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到的，那需要官府有人才行，这一点对他不成问题，谁让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朝廷的大官呢？后来又开了当铺、钱庄，也搞起了房地产。他买下了太平天国时期的英王府，也就是曾国藩收复安庆后的两江总督衙门，还买了遍布全城的几十处房子，其家业之大，即使其二哥李鸿章也望尘莫及。 老五李凤章对**和军事没有兴趣，早年曾在曾国藩手下干过后勤，此后全部精力都放在做买卖上，也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人，据说拥有了大半个芜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至于他如何成为首富?占了什么便宜有什么经营诀窍?却一直无人识得庐山真面目。另外，这李凤章虽是买卖人，但书法很不错，我曾看到一几张他的字却有一种另类的风骨，当代的范曾书法中有李凤章的味道。可能因他的家世与影响，加上他做了不少善事，他无意于官场，官府却找他上门，不时给个这个职务那个位置，都是些荣誉性质的。比如，1892年诰授光禄大夫，1894年赠荣禄大夫。 有钱之后的李凤章与他的三哥李鹤章一样，也做了不少公益事情，他退居芜湖后，时时博施广济，1876年庐郡发生饥荒，他先后购谷五千石，分给族戚邻里，以赈灾荒，三次灾凤章均如前赈济。1888年庐州旱荒甚大，凤章倡捐白米五千石归官赈济，捐米二千石分给族戚，筹谷万余石平粜各乡镇。就是1899年山东黄河堤决，他闻知后也捐万金助赈。 三 李文安最小的儿子，也就是老六名叫李昭庆，为什么其他五位哥哥最后一字都是“章”，而独他没有呢？别人都是讲究辈的人，他怎么就乱了呢？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解释，但我想肯定是有原因的，否则读书人李文安不会这样随意给儿子弄个名字。《庐州府志》一书上说李昭庆:“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章得雄直气。”由此可证，这老六也是个极聪明极有学问的人。他父亲对这个小儿子很是器重，也很是喜爱，曾写诗夸他:“小时诚了了,长大岂不佳?”对他寄予厚望。 可是人的命运往往并不是自己一人能控制的,他后来的命运的确不佳,仗打了不少,苦吃了不少,但官没当上最后命也丢了。其父去世的时候他刚20岁,天下正大乱,他的大哥、二哥、三哥或办团练,或在外当官,他就在家侍奉**。不久庐州府被太平军荡平,他的家乡被洗劫,他们兄弟只好陪着**逃往江西,投靠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大哥李瀚章,从此兄弟几个都先后聚集在老曾的麾下。 1862年夏天,李瀚章奉命去广东办理厘金的时候,也正是李鸿章率领淮军初抵上海,实施“以沪平吴”战略的时候。 李瀚章原计划是带着小弟一同前往广东的,他们先一起到了上海,准备从上海乘船去广州。这时瀚章鸿章与昭庆三兄弟在上海碰了面，哥仨商量对策，老大主张小弟弟随他南下，可老二要求小弟留在上海，跟随他，为他做事，因为他眼下正需要得力干将。就这样，李昭庆没有走，他成为他二哥淮军中的一员战将。不久他又奉二哥之命前往老家安徽招兵。在湘军攻打天京之战时，他负责专防守无为州城。后来在与江浙一带的太平军交战中,守常熟,打嘉兴,他都参与了前线的指挥作战；战事稍停,他也跟三李鹤章一样,得不到特别的奖赏。因为李鸿章为了避嫌,不便为自己的弟弟请赏,宁可奖励别人。这样李昭庆劳而无功,力气都白费了,自也是对二哥有一肚子的气。 打完太平军，北方又起了捻军，曾国藩先去**，结果失利，之后朝廷又派李鸿章的淮军前往。李昭庆在曾国藩与他二哥去**捻军时都是先锋官，他在战场上又立下不少战功，成为独挡一方的猛将。这期间，他已有了独立编制的武毅军和马队共万把人,整天奔驰在湖北、安徽、山东、河南广大的区域内,与捻军往返周旋,不得休息。每次鏖战，李昭庆“匹马斫阵,所向无前,虽盛暑寒冬,与士卒同劳苦”,也许就在那时已落下了病根。很不巧的是,那捻军首赖文光原先已是李昭庆的瓮中之鳖,可是在追赶了数百里后,赖文光跑到了扬州,却被留守扬州的吴毓兰部活捉了,功劳就是人家的了,到头来仍是“事不奏功”。年年辛苦不少,战后**,只得了一个记名盐运使,而且并无实授,只是个空衔而已，他当然闷闷不乐,向二哥坚决要求回家去,弄得二哥毫无办法，只好随他而去。 1872年5月，李昭庆有事到京城去，可病情发作，**不止。已是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得知情况后马上将其小弟接到天津，并找来名医为其治疗，但数月之后，仍“咳嗽日夜不绝声,先痰后血,血尽则痰,浓晦胶粘,医谓肺肾两经先绝”，最后因吐痰不出,手足俱动,哽咽气绝,年方38岁。据说他去世前还在生二哥的气，李鸿章去看他,他把头转到床里面去,不高兴理他。 不过民间对李昭庆之死却另有说法：说李昭庆因为长得身高马大,一表人才,非常英俊,到北京后进宫获慈禧召见,被留在宫中宴游数日,有人认为他得到“老佛爷”的宠幸，由此引起满朝文武背后议论纷。曾国藩得知此事后就责问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就害死了他的小弟。但是这件事显然不值推敲——曾国藩于1872年3月去在南京去世了，而李昭庆进京是在同年的5月，一个死去的人怎么会责问李鸿章呢？或许是民间出于对“弱者”李昭庆的同情，因为他没有沾他二哥多少光。在李家六兄弟中，老大老二都当大官，老三老四老五都发大财，而唯老六，相比之下却差了许多，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 但李昭庆的后代却很兴旺，他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因为他二哥直到40岁还没有儿子，故他的大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当儿子，后来成为外交官，并跟随李鸿章到了日本，参与《马关条约》的签订。另一个儿子过继给李凤章。四个女儿都嫁得很风光，婆家都是有钱有势的主。 四 大致说完那些兄弟之后，还是要回过头来重点说说李鸿章，他不但是他们李家的主角，也是**晚清时代的主角。 李鸿章的一生可谓丰富多采，既顺畅又坎坷，既得到了很高的地位很大的荣誉，又受到了很大很多的非议，在以往数十年的教科书中，他基本是一个被否定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在我学历史和我教历史的日子里，一提到李鸿章，人们马上把他同**贼、刽子手、甚至是大汉奸等名称划等号。最近几年，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理性地看待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对包括曾国藩与李鸿章这样的所谓“反面人物”，也有了新的客观的评价，那种一味谩骂式的说法基本不见了，代之更多的则是清醒的公正的看法。 当下的**人从上到下都在说“梦”，说**梦，说**的梦与个人的梦，在我看来，李鸿章一生就在做着一个大梦，那个梦就是强国之梦。这个梦在他的晚年，特别是通过与外国打交道渐多之后，变得愈来愈强烈。只有理解了他的梦，或者说在他的这个大梦有前提下，才可真正去理解他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才可以看到他的苦心、努力、挣扎、无奈与无助。舍此之外，都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李鸿章的人生历程可以分那几个阶段： 从老家到北京读书交友、特别是拜曾国藩为师应为第一阶段。 这时候他心智早已成熟，在家乡苦读了很多书，加之他天资甚高、悟性又好，故到了京城之后又得名师指点，他如鱼得水，进步神速。后来他在一首组诗《入都》中曾有两句概述了那时的经历或收获：“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有他老爹的引导推介，尤其是有他曾老师那杆大旗在树着，他以其天生之灵活与聪明，自然是结交了云集于北京的许多名人要人，这一点他的确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京师有道人”，当然首指曾国藩了，这位“有道人”早就入了他父亲李文安的法眼，心下明白曾氏是雄才大略，将来并非池中之物，必有大的作为，跟上这位湖南来的老曾，就肯定有了保障。 当年，李文安带着李鸿章去拜见曾国藩，让曾对其儿子进行教诲和照顾时，曾国藩正患肺病，暂居城南报国寺养病，闲暇之余常与经学家刘传莹等坐而论道。这座又名慈仁寺的著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栖居所，住在这里，曾国藩有意感觉一下顾炎武曾经的气场。曾国藩一直有着大儒之风，面对内忧外患，他常常以顾亭林自喻。曾国藩毕生所考虑的，是在乱世之中，在西方文化与科技的强烈冲击下，如何推动有着千年历史的儒学向前发展。后来，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一学，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而这些精深的义理与教悔，特别是曾国藩身上不怒自威的气度，都深深感染着年轻的李鸿章。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正因为曾氏的教导与影响，才让李鸿章迅速成长起来。 李鸿章的人生第二阶段应在他参与曾国藩**太平天**动期间。如果说在京城跟随曾氏读书，听他讲话，那还只是感受到理论与书本上的东西的话，那么到了战争中他则在具体的实际中不断磨练，他由原来的自负狂妄或急躁而渐渐变得沉稳冷静起来。曾氏与他都是读书人，可人生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时局逼着他们以书生之身投入到残暴的战争之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再总结再战斗，以百折不挠之精神去完成一种历史的使命，这是曾氏的责任，也是他的责任。作为秘书兼高级幕僚的李鸿章，并不是一味听从老师的安排，他起初的性格决定了他有话就说，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敢于直言不讳。湘军高层多为湖南人，而他一个安徽人在里面，多多少少是受着一点排挤的，曾国藩不说什么，可他手下的一些人对李氏还是多有不满。 李鸿章当时最怕面对的一个人就是左宗棠了。左宗棠为人狂傲，天分极高，目中无人。在曾国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称呼他人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对曾国藩，也以曾氏的大号“涤生”称呼。有一次，曾国藩与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种文字游戏，将各人的姓名列入诗中，自得其乐。曾国藩先出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巧妙地将“左季高”三字嵌入联中。谁想左宗棠马上对出的下联却是:“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将“曾国藩”大名三字纳入了。以字相称，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却直呼其名，就有点不恭了。因为是游戏，曾国藩也不好说什么。左宗棠对曾国藩尚且如此，而对新来的后生李鸿章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样的局面中，肯定会受很多窝囊气。或许两人的的梁子就是这个时候结下的，在后来的日子里，两人虽都是朝中重臣，可意见总是和，你说海防重要，我说边疆更重要。曾氏去世后，左带兵收复了**，一时间声望高于李。 李鸿章对左法宗棠有几分惧意，因他年岁比自己大，学问厉害，反应特快，与他争斗得不到半点好处，可对湘军的其他人，年轻力盛的李鸿章却并不买帐。有一次，曾氏主持会议之余，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饭闲聊，话题转到安徽人身上。曾国藩手下的一员大将彭玉麟因为其父亲早年在合肥一带做过小吏，期间颇不得志，所以吃饭进就带头说安徽人的不好之处，跟随的一帮湖南人在言语之中对安徽人有些讥笑的成分。李鸿章虽奋力辩白，但孤掌难鸣，一直处于劣势。他忍无可忍，恼羞成怒，竟然动了粗，一拳打向彭玉麟。彭玉麟也忍不住还击，两人搂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还是你一拳我一拳。大家拼命拉架，才没有引起大事端。 尽管湘军中的一些人对李鸿章这个安徽人有那么一点地域是的排挤，但他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公认，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他都写得条理清晰，严丝合缝，让曾国藩省了不少心。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弥补了曾国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缓”，沉稳厚重，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反应快捷，每有大计，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曾经考虑将湘**移到四川，以避开太平军锋芒。李鸿章就不赞成，李鸿章在分析形势之后，主张曾国藩坚守长江一带，决不退却，耗去太平军锐气之后，给予打击。从后来的情况看，李鸿章的这些谋略都堪称正确。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所以，这一阶段，李鸿章也算是为他的老师出了大力立了大功，他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练与提高，为他以后独立担当大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应是他独立担当淮军及在洋务运动的表现，这一时期是他更为成熟与眼界更为开阔的时期，也是他与其曾老师并驾齐驱、甚至在对外认识上超过其老师的阶段。 有了在湘军的历练，李鸿章的各方面都得提以提升，他知道如何带兵打仗了，也懂得如何去驾驭和管理**了，所以他训练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基本组成人员都是以安徽人为主，他着力培养了一批来自家乡的骨干，如后来赫赫有名的刘铭传与丁汝昌等都是他的得力干将，也都是在**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参与**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在上海就开始与洋人接触，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自此他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了真实的感受，并从此坚信**也只有走那条道路才是唯一的同出路，他崇尚洋物，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购买，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办近代的军工企业，生产出全新**物资来。为此，他开办了影响巨大的江南制造局，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兴办了许多近代厂矿。在接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时候， 他固然的思想的深处格守着**的传统文化，或者以其为主导，但他并不像张之洞那样过份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比其他清廷的官员更有开放的意识与主动向往西方的倾向，这一点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官员的重要方面。在1872年曾国藩去世之后，李鸿章就是公认的汉人在朝中的代表性人物，人们多以李忠堂称之。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人生的后期，他走出国门，眼界进一步开阔，但在国内他又不得承担着收拾残局的重任。他欲有所为而又无能为力，他在努力挽救大清将要灭亡的命运，他想做一个中兴之功臣，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成为徒劳的挣扎，最后自己弄了个身败名裂。在这一时期，他在与洋人打交道日渐增多之后，骨子里自觉不自觉地就有些惧怕洋人，所以在中法战争中，在****取得胜利之际，他却急令停战签约，导致**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他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本是亚洲最强的海军，拥有世界上先进的舰队，可一场甲午战争，堂堂的大**竟败在了**的手中，他又不得不去赴东洋与人家谈判。面对屈辱的条约，他也曾抵抗过不满过，也想拒签，但伊滕博文制造了一场枪击事件却让他魂不守舍，彻底失去了退路，加之混蛋**的朝廷的意思，所以他只好在那条约上签了字，由此他也被看成是**的罪人，他的声望一落千丈，回到国内他一度曾不敢出门。紧接着八国联军来了，那个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还是由他来签字，这时他离去世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至此，他的人生也该划上一个句号。 五 但是，也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佛爷”念他对大清有功，特批准他出去散散心，顺便考察一下西方列强的情况，这样他有机会出访欧美许多**，他是西方人在他们本土看到的最大的一位**官员。从1896年3月28**乘船离开上海，到同年10月3日回到天津，他在历时190天里，经过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达九万里，出访了包括俄罗斯、德国、荷兰、法国、英国、比利时、英国、美国、加拿大八个**。他的到来也曾引起过那些**的一时轰动，包括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格利夫兰、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等要人都会见过他，都举行过隆重的仪式给予他热烈的欢迎。俄罗斯的**大臣维特曾回忆说：李鸿章是“卓越的**家。 他与已退职的前德国宰相俾斯麦的谈话，最能透视出他内心的世界。他问俾：“怎样才能在**进行改革？”俾说：对**的情况我不了解，我不敢断言。李又说：在我们那里，****都有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的，我不知怎么办？俾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完全站在你的这一方，有许多事情你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无能为力了。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在这个对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内心的纠结，他是想改革的，可又深知有人会反对他。俾斯麦的告诫也可看出同在**体制下生存的人，不管他多么的英明，都难挣脱那体制的局限。李鸿章何曾有过反朝廷的想法？他不会那样做，也不敢那样做，他的曾老师没有这样做过，他岂可这样呢？况且，在他的晚年，早就不复当年曾氏打下天京后的势力与威望了。他想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但不可能突破体制的束缚。 李鸿章考察欧美八大**，亲眼看到了人家的强大，看到了人家的富国强兵，可他看到了人家的**与自由的制度了吗？他感受到了天赋**的思想了吗？我看这一点，他或许有些感受，但又不能说出。他在考察期间，也曾发表过演讲，在一次演讲中，他大声呼吁：“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所以，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他回国后正赶上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他也曾慨然以“维新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清**下令追杀康梁余党，那时他正任两广总督，他却敢说“我决不做刀斧手”的硬气话，这也实在是难能可贵，至少表明他骨子里是同情维新志士的，与保守的僵死的满清王朝的一些官员相比，他还是清醒的。 李鸿章兄弟与曾国藩兄弟有点相似之处，哥弟兄都多，也是有的当大官，有的发大财，基本上都弄了个功名，都在乡里有了脸面，都在**晚清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家是靠曾国藩这杆大旗，李家是靠李鸿章这杆大旗，一个在家中是老大，一个在家中列老二。他们都荣极一时，延及后代。但就家教的严正与厚重来看，曾家强过李家。曾氏独家的家训，不仅智惠及其后人，也结**社会的读书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家后人中多出官员与学者专家，李家后人中搞实业与金融者为多，这也看出曾国藩与李鸿章本人的不同之处。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