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抗战期间**为什么使用的都是德国装备？

一、魏玛共和国时代早期的中德关系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从世界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海外市场与殖民地被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剥夺殆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由于巴黎和会不顾**代表的强烈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对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的共同不满，使德国积极谋求与**、美国等非凡尔赛和约**接近，试图重塑昔日的大国地位。1920年7月，德国前驻华总领事卜尔熙（von borch）作为**代表，来华与**谈判恢复外交关系、重建两国通商关系事宜。德国方面表示，尽管**未签署《凡尔赛和约》，德国仍将承认和约第128~134款中关于德国完全放弃前帝国在华特权的规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友好和商务关系；德国放弃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承认**的关税自主原则。 在**关系改善的推动下，中德经贸关系很快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到1925年，德国自**的进口达2.29亿马克，远远超过战前水平；出口为1.18亿马克，恢复到战前水平的90%，其中以**贸易最为兴盛。据**海关统计，仅1925年，德国船运来华的武器总价值就达1300万马克，超过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和通过第三国转口的武器。德国公司也获得了一些兵工厂的建设合同，云南昆明兵工厂、沈阳化学兵工厂均是由德国人设计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国拟在广州重开领事馆。副领事瓦格纳（wilhelm wagner）于9月25日对**作礼节性拜访，谈话中，**提出了与德国合作问题，希望能得到德国的承认和支持。尽管瓦格纳对**抱有好感，并对其联德思想十分感兴趣，但他认为：“从整体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同北京**的关系，对此我们要妥善处理。”卜尔熙亦认为，与**的南方政权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对**在德国招募顾问和游说德国企业家等活动，德国也表示不会给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们已经承认的北京**的误解”。 1921年~1924年间，**积极联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说，并与前后三位德国驻广东领事反复交涉，却都收效甚微。德国官方一直未接受**的倡议，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内对其经济设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尽管**的联德构想未获实现，但其这一主张却“为后来**领导下的**发展对德关系定下了基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 1925年2月28日，魏玛德国第一任**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第二任**。1928年8月17日，魏玛德国宣布承认南京**。中德双方的关系亦从此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28年11月，德国陆军前上校马克斯·鲍尔（max bauer）率领一个由他组织的25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于****，协助**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这个25人的顾问团包括10位负责军事训练的军官、6位军械后勤军官、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市政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化工方面的专家，以“帮助**消灭各地军阀，把**变成德国的市场”。 从1928年鲍尔来华任职至1938年**德国撤回所有在华顾问为止，总共有135名德**事顾问受到官方的认可，被派往南京**任职，其中还不包括8名文职顾问和许多省级军事、技术专家。这些德**事顾问大多数是普鲁士帝**队以及后来的国防军参谋总部的军官，他们的在华活动与德国的经济、**领导集团利益紧密联系，在重新恢复德国自《凡尔赛和约》以后失去的在华经济和**影响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上台以前，德国的对华政策还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因而当时军事顾问团的活动也没有完全同国防军或德国**的官方政策结合起来。第一任军事顾问鲍尔上校对于**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议下，南京**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装备德国兵器，并以德国顾问指导训练，是****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教导队初建时为一个团，1930年扩为教导师，尔后又扩编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师，不仅武器，甚至连军乐队的鼓号都由德国提供，成为**嫡系部队的中坚力量。 鲍尔不仅在****现代化上做出贡献，还在德国钢铁和化学工业对华贸易的增长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鲍尔率领的顾问团中，经济与技术专家占据了核心地位。他在给**的“整理**陆军建议书”中就申明，**“必须先有完整的**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均将受其阻碍”。鲍尔利用自己的顾问身份，多次与在华的德国法本化学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会谈，商讨拓展两国贸易问题，并使德国大垄断财团直接与**取得了联系。1929年3月，德国工业家协会**、法本公司总裁杜伊斯博格来华访问，同**进行会谈，表示德国工业界乐于同南京**直接打交道，共同发展两国贸易。在鲍尔的建议和陪同下，**派出了陈仪为首的**考察团，专赴德国考察**、军事及军工技术，并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购买了价值近100万德国马克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美国在战后将大量资金借给急需经济复兴而资金匮乏的欧洲各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为了应付经济危机，美国开始从欧洲抽回资金，由此使得欧洲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动摇。欧洲的经济危机便于1931年5月率先在严重依赖美国资金的奥地利和德国爆发。在此之前，德奥曾拟建德奥关税同盟以共同应付经济危机，但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5月11日，占奥地利银行业务近2/3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告破产；7月13日，德国三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达特银行宣布倒闭，至8月5日，德国所有银行均关闭。德国国内工人运动迭起，魏玛政权摇摇欲坠，极端**力量纷纷登场，布吕宁**被通货膨胀、财政崩溃和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搅得焦头烂额，此一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带有较为明显的“保守合作，低调参与”的色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态度。10月10日，德国外交次长毕楼（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内瓦对德国驻国联公使莫提乌斯（gerhard von mutius）说：“德国对待满洲事变的态度原则上应该在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框架内，应尽量少参与。” 从艾伯特**时代起，魏玛德国对中日一直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的政策，不愿开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德国**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中保持中立，甚至通过舆论将公众支持**的思想导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报纸还是猛烈抨击了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参加了**方面一二八抗战的军事行动，使得德国**不得不在外交上讨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关东军扶植的伪**建立，日本驻德国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访德国**，在不同场合提议建立两国在满洲的纪念馆及合作关系。德国方面表示接受提议，但又“绝不采取任何特别的主动”，很显然，德国不想因承认伪满问题而得罪**这个从经济上来说更为有利的亚洲伙伴。以1930年来说，德国与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分别是3.475亿帝国马克和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几乎完全依赖**满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国外长牛赖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关于请求德国承认伪满的备忘录，牛赖特推说要经**商议才能答复，但此事随着巴本内阁的倒台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兴登堡**任命**为**，巴本为副**组成新内阁。随着**的上台，德国的内政外交亦有了新的变化。在自传式的作品《**》中，**提出要为亚利安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土地、资源，德国必须向外扩张，而扩张的手段就是对外战争。无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无战略构想的消耗战对德国是相当不利的，**设计了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战争——闪电战争。这种战争需要做两件事：迅速重整军备和把潜在的敌国一一孤立起来，利用暂时的军事优势来进行一场短期的对敌各个击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将扩大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基地，使德**队取得有用的经验，并把潜在的敌国吓唬住，从而加强德国，以便进行下一场这样的战争。 在**的战略构想中，**和日本均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原料供给者，是德国许多重要战略资源诸如钨、锑、锰、铅、大豆、棉花的来源，也是德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同时德国可以从对华贸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汇。而日本则是德国借以牵制**势力、吸引英国在远东注意力的重要**，德日双方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共同不满使得日本成为德国一个潜在的盟友。另外，**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欧洲，只要中日两国保持和平关系，德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就不构成难题。因而在**掌权初期，德国对中日两国仍然实行魏玛**的“等距离外交”原则。 1933年夏，前德国陆军上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访问**，随后又于次年4月受聘于南京**，担任****的局势总顾问。塞克特曾任德国国防军参谋长、总司令，在《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只能保有10万陆军的情况下保佑并整顿了德国国防军，并因此获得了“国防军之父”的称号。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战后德国的大裁军事实上是欧洲安全的一个隐患，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队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界、政界和经济界上层人物关系密切，他将****的重整工作交给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处理，本人则致力于军事工业及**贸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递交**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兵工厂目前提供的装备远不能满足需要，“在欧洲**公司的帮助下”，**将能顺利建立起**工业。1934年5月，**做出决定：今后将只购买德**火，并授权塞克特与军政部工兵署署长俞大维磋商决定购买**的种类和数量。不久，塞克特将德国在华**商汉斯·克兰（hans klein）引荐给**，有意使其作为援华建军计划的执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兰在柏林创办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楼（hapro，“工业产品商贸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的德文缩写），总资本20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的**和战略性原料贸易。早在与****就合作问题谈判之前，克兰已经就**贸易与粤系军阀陈济棠签署了《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和《浥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分别价值5490800港币和657000港币。事实上，合步楼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政部（后改称**）的暗中支持的。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随着《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的签署，克兰及其合伙人将合步楼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军政部，同年，德国超越英、法、日，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8月23日，经过历时4个星期的谈判，克兰与**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签订了《**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开始了以德国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机器设备、技术、人员等换取**农矿产品和原料的易货贸易。但由于克兰与陈济棠的秘密协约引起了**的不满，在1936年3月底德**政部停止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后，中德双方遂于4月8日在柏林签订了《德华信用贷款合同》，德国**给予**以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并且规定德国**将1亿贷款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由资源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 中德易货贸易对德国的意义是深远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疆界内，煤炭是德国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战争原料，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随着德国于1933年10月相继推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扩军备战的意图也日趋紧迫，为了赋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缺乏的那种经济持久耐力，必须对**的生产能力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动员，并为应付一场突发的持久而“全面”的战争贮存原料，而《**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的正式实行则为德国达到了这个战略目的。合同签订之后，**通过塞克特致函向**转达谢意，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长布隆堡也致函**等人表示祝贺。自此，中德关系进入了所谓的“蜜月时期”。英国报纸对此评论道：“同其他列强关系相比，**同德国关系更加密切，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关系上，德国人都独占鳌头。”30年代晚期，英国**一位官员这样评论德国的对外贸易： 德国用计帐结算方式从瑞典买进一千吨铁砂，来炼出五百吨铁。德国用易货方式从**买进十吨钨，又用计帐结算方式从土耳其购进二十吨铬砂。德国用这些没有花一分钱现金买来的材料炼出五百吨优质钢。德国用本国的辅助原料、燃料、电力、劳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说）十辆坦克、两部涡轮机和一百台打字机。坦克投入现役；德国（因为它的坦克几乎已足够了）就把去年型号的四辆坦克调出来供出口。其中两辆卖给**，两辆卖给土耳其；德国人不仅付清了钨和铬的价款，而且还换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吨黄豆。涡轮机卖给瑞典，抵偿了铁砂的价款之后还有余。九十九台打字机在英国出售，得二百英镑，用以购买无法用记账结算方式购得的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这样一来，德国陆军就获得十辆崭新的坦克，以替换四辆过时的旧坦克；德国工业获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吨黄豆、一架打字机（困难时期，力求节约）和二百英镑的椰仁，买了这一切而不损失任何外汇。诚然，德国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软糖和**燕窝汤，因为土耳其棉花和**钨对德国更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辆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两个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铁砂的代价，就不得不购进德国的涡轮机，而瑞典也许更想买英国的涡轮机。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德**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往来也为**的抗战准备做出了贡献。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帮助**整军建军，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增强了****的军事素质，提高了****的综合作战能力。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大约有30万**经过德国顾问的训练和重新**——其中绝大部分是**的直属部队，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议下组编的“德式中央军”（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为精锐，其余176个师团大多仅由轻步兵组成，装配的武器也仅有**、**和迫击炮。在**战争中，这些新式部队构成了**战争正面战场的主力和中坚力量。 另外，德**队事顾问直接为**抵**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战略和战术提议，并部分参加了**的对日作战。尤其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对**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5年8月20日，他不顾德国**的反对，专门写成《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对****提出了若干建议。甚至在1938年5月德国**勒令所有在华的德籍顾问返国时，他也拒不从命，直至****以其在德国境内的家人安全为要挟，才于同年7月离华。 最后，德国对华输出的大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增强了**的抗战实力；德国还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提供了机器设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为**持久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七七事变后中德关系的转变 1936年11月德日签订《**产国际协定》一事曾经引起**的强烈关注和不安，**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国询问德日协定中是否有关系到**的秘密条款，并得到德国方面的保证，即德日协定仅仅是防共反苏性质，不会影响中德贸易和合作关系。1936年12月28日，德国**长布隆堡还专门致电**，祝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6月孔祥熙访德时向**否认**存在**主义威胁的说法，**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间仅是商业关系，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上领土上的目的，德国唯一的愿望就是开展商业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在这一**上，德国事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惊，一时在外交政策上无法达成一致。最初，德国附和英美，发表声明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希望中日两国尽快谈判，解决争端。7月20日，德国**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并且私下对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就这一问题，德国**内部也有分歧。大致说来，**长布隆堡、**长牛赖特和经济部长沙赫特是亲华的，里宾特洛甫及其所辖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是热烈亲日的，对外政策部的兴趣只集中于阿富汗，****外组织部对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明确的倾向和方针，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对在华贸易的巨额利润很感兴趣，因而举棋不定。就**本人来说，他对日本毫无预兆地同**开战感到恼火。德国不愿支持日本，尤其在**向德国表示了坚定的**决心之后，**害怕偏袒日本会把**推向**的怀抱，从而增强后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则无疑会减少日本对德国的价值，西方诸国和**就有可能在欧洲自由采取行动。此外，德国也不愿因为支持日本过早地同英美发生冲突，因此仍寄希望于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冲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国提出停运**来华并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德国**则表示这些贸易和雇佣关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无法阻止。德国官方向**表示，德日《**产国际协定》与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对再次来访的孔祥熙说，“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战，中德间的所有合同继续有效”。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中日间的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德国开始意识到调和政策无济于事。但此时德国内阁中，牛赖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认为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公开联合日、意对抗英美苏法未免失之过早。因此**的对华政策尽管有了调整，但在远东仍继续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在会见牛赖特与布隆堡时表示，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但将继续对**提供武器，由**用德国所急需的原料和外汇来偿付。据统计，抗战初期**对日作战**的80%左右来自德国。 1927年8月21日，**主动与**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成为在抗战初期唯一公开援华**的**，它给****以物资、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援助后，**对****表示了热诚欢迎和赞誉。中苏的接近使得**极为恼火，同时也同日本合作的观点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有必要冒险支持**，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解释，声明此举只是****战略的需要，**绝不会倒向**主义。但是，这番解释没能打动**。 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日本迫于形势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企图利用外交手段押赴**。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愿意同**谈判，并希望德国能从中斡旋。于是，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间奔走，充当“传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而与此同时却并没有放松对华的军事侵略。不仅如此，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均严重损害****。对此，德国**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连三次会见孔祥熙，劝说**接受日本条件。12月2日，他又亲自会晤**，劝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国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适可而止，不要采取过急行动，以配合陶德曼的劝降。 但是，日本的态度随着其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相应变化。他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在上海陷落之后出乎意料地于12月3日被**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在南京的进一步胜利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无法接受的条件。具体条款如下： 第一条，**应放弃容共和反**“满”政策，与日“满”合作，共同实行防共政策。 第二条，设置非**地带，并在必要区域成立特殊政权。 第三条，在日“满”华之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第四条，**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没等陶德曼和**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说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的承认，因为日本已经在华北建立了一个“临时**”，在南京扶植了一个“维新**”。此后，虽然日本方面又于次年1月装模作样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条件，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希望通过压制**做出巨大牺牲，部分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结束中日战争，实现两国和解，以维持德国的远东利益。调停期间，日本屡次向德方提出承认伪满、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向**提供军事物资等要求，德国**均未付诸实施。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必须在**和日本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实际上是不难做出的。此时，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在远东，中日战争将继续下去。随着日本**的不断扩大和**大部分国土的沦陷，德国认为**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相反，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却显得越发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欧洲，**于1937年11月5日召开“领袖会议”，要求三军将领迅速做好战争准备。自从1936年9月实行四年扩军计划以来，德国的军备已经日趋强大。丘吉尔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写道：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50亿马克；1934年接近80亿马克；1935年接近110亿马克——总共240亿马克，大约20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5:8:11。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同时，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友好关系”使得**能从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铜、钨、铅、锰等战略原料。**已经做好向东扩张、并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在此时，日本的价值亦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召见狄克逊，强硬要求德国停止一切对华军事合作，否则日本将考虑废除《**产国际协定》。为此，**于1938年2月对德国**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原**长布隆堡因与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职，由**自任**长，布劳希契任陆军总司令，里宾特洛甫代替牛赖特任**长。至此，德国**中以布隆堡、牛赖特为首的亲华派全部被替换或排挤，**为他的新远东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碍。 2月23日，德国承认伪满。4月2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须终止在**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国。5月3日，德国**下令对华实施**禁运。21日，德国**正式下令，所有受雇于**的德籍顾问一律返国，否则以叛国罪处理。7月5日，全体德**事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