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下岗职工说的吗

从90年代至现在的下岗工人年龄己接近40-50的工人,他们老不老少不少己成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部分50年代或60年代的人很多并不熟悉网络,谁来关心或代表这些为改革作出牺牲的职工呼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牵扯了四分之一人类的注意力，直接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则人数更多）的国企职工下岗，是经验还是教训，是创举还是失误，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也许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准确回答的问题。我现在只是记录一些现象和观点，算是**。一切留待岁月评说。　　【一】下岗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我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在工程技术领域里，任何事情要做之前先要进行可行性分析：有利条件、不利条件都有哪些，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它们的利弊各是什么，各有胜算几成，成本如何，预后如何，有无隐患。等等。不搞清这些就仓促上马草率开工，是工程领域中的大忌。国企职工下岗这一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数字还要庞大得多）的重大举措，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也没有类似听证会之类的举措，就在砸烂砸烂砸烂的呼叫中全面铺开了。　　不下岗我们就走投无路了吗？历史注定我们必须搞下岗吗？下岗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吗？谁有权力决定让一千多万职工下岗？我们等待历史的裁决。　【二】为什么是**官员首先提出下岗？　　减少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是任何一届**的责任，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改革开放的成败。奇怪的是，“下岗分流”这个口号不是由企业界提出来而是首先由**官员提出的。站在企业的角度，实行下岗分流也许有自己充分的理由，而站在**立场上则不但不能鼓吹反而要控制，必要时还要予以制裁。这是**职能和责任所规定的。官员在此时似乎迷失了方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把自己当成了企业的黑高参。　【三】造成大面积国企职工下岗，谁之错、谁之罪？　　关于下岗原因，流行的解释是由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所以职工下岗不可避免。可是，谁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在政企不分的年代，兴建什么厂，选址何处，投资多少，招工几人，安装什么设备，生产什么产品，销往哪里，价格定位，全都是**行为。就是由于一些参与决策的官员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因此才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怎样追究？　　【四】国企职工素质差所以才要下岗？　　通过主流媒体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下岗职工素质差，缺乏活力，被养懒了，养娇了，丧失了竞争的斗志，下岗职工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是时代的弃儿，理应被淘汰，“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 真是这样吗？　　那些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本应该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的官员，却轻飘飘地说一声“不找市长找市场”，一推六二五。到底是谁的素质差？　【五】官员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 --- 是给百姓指路吗？　　官员，还有主流媒体，告诉下岗工要改变就业观念，要解放思想。官员和媒体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是：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而官员自己，官员的子女，以及媒体从业人员，没有一个愿意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官员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干嘛非得鼓动人家去干呢？　　退一万步说，假如下岗职工全都解放了思想、改变了观念，全都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市场上岂能容纳和消化上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官员的“药方”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乱讲，是愚弄老百姓的欺人之谈。　　让一些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掌握车、磨、铣、镗、钳、电等技术，熟练操作数控机床、精大稀设备的国企职工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乃至“返回乡村创业”，是值得歌颂的行为吗？是前进还是倒退？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吗？　【六】不减员就不能增效？　　企业要增加效益，无非是开源和节流两大途径。减员可以减少工资支出，算是节流的招数。而国有企业可节之“流”正多，国企老总的“职务消费”就是一个无底洞。豪华办公室，豪华办公设备，坐豪车吃豪宴，出门住×星级以上宾馆，飞机轮船坐头等舱，甚至包机、包船，出入高档娱乐场所，除了（？）包小姐睡觉以外玩遍了所有的花头。这种“流”不但不节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其实，可以开源节流的办法很多，比如节能降耗，技术革新，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招待费和差旅费，合理调配兹金，及时还贷，减少利息支出。加强工程预决算审计，节约工程费用。加大催款力度，降低债权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把蛋糕做大，以降低单件产品成本。等等。都是有效的办法。但是，无能的企业官僚们难以驾驭这些复杂的过程，又不敢承担风险，对这些平庸之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官场老手来说，直接向下属职工开刀是最没有风险也是最容易产生效果的办法。一旦**官员提出“减员、下岗”的口号，国企老总立即成为最热情最积极的一群。　【七】为什么“**”没有4050的代表？　　“**”期间，媒体津津乐道地告诉公众，在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有多少“名人之后”，有多少院士，专家，有多少商界巨子，企业新贵，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却没有4050的代表，真正的下岗职工没有一个。话语权的不对称必然导致信息失真，根据失真信息制订的政策难免偏离现实。去年有消息说“**已进入中等发达**行列”，不负责任的乱说达到何等程度。　　【八】曾记否，古人说“一人向隅，满座不欢”　　“世界大同”是近代思想先驱追求的目标，“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的名言。其实，古人早就说过“一人向隅，满座不欢”的话。只要还有一个职工在下岗，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完美，何况是一大批人（有近千万之巨）在下岗。官员的文治武功立即会打一个大大的折扣。面对官员的“政绩”，人们心里难免会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九】为什么“竞争”迅速成为下岗的帮凶？　　竞争和淘汰是伴随下岗而走红的高频词汇。从**官员到企业老总，甚至商场柜台组长，都在热心地鼓吹竞争和淘汰。仔细想想也很奇怪，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主张“泛爱众而亲仁”，为什么一夜之间对竞争和淘汰表现了如此高涨的热情？如今民众对竞争和淘汰的认同就象**中批斗走资派一样的普及而广泛，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回顾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既有四大发明，唐诗宋词元曲，也有战乱频仍，屠戮剿杀，而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相亲相爱如兄弟如手足，这样的时期真的少之又少。仇视和敌对，是隐伏在我们国民性中的沉疴。劳动力过剩、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竞争和淘汰的直接诱因，一经媒体鼓吹立即得到广泛响应，而且很快形成燎原之势，**裸地演变为“丛林法则”。国民性的沉疴很容易被外因所激发，**中批斗走资派是以“反修防修”为名义，如今的竞争和淘汰是以“改革”为名义，其同室操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则是一脉相承的。暗中助长并利用这类国民性的弱点，将其推向极致，这是官员们应该惭愧和反思的地方。　　【十】从《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条：“**尊重和保障**”再看下岗　　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条：“**尊重和保障**”。什么是**呢？世界上第一个将“**”具体化的人是美国前**罗斯福，他在1941年向国会递交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人具有以下八项不言自明的权利：一是从事有关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二是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三是一切农场主生产和销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四是一切企业主，不分大小，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和控制的权利；五是一切家庭拥有体面的住宅的权利；六是享受充分的医疗照顾和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七是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八是获得良好的教育的权利。　　不同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不必照搬人家的**观念，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符合**国情的**观。在“**”写入宪法之后重新审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十一】怎样估计下岗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内伤？　　在下岗分流，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分配制度，乃至现在正进行的国企“改制、重组”过程中，国企老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嗟咄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职工的命运，下岗既不必经过劳动仲裁，也不在法律规范之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职工为了保住一份工作不得不曲意迎合，不得不委屈求全，趋炎附势，人身依附，出卖色相乃至人格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缺乏一种道德规范，没有一种精神力量的统驭，导致中伤、排挤、倾轧，人性中各种邪恶的丑恶的行为沉渣泛起，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缺乏诚信，缺乏同情和关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乎不复存在。--- 这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对**元气的伤害，将是难以估量的。　　【十二】重提补偿下岗职工以体现社会公正的话题　　关于“补偿下岗职工 体现社会公正”的意见，再次重申如下：这里说的补偿不是指下岗以后领取的最低生活费，也不是进入再就业中心经受培训，以及“一次性**工龄”的那笔小额款子。我所说的补偿，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对为了社会发展而做出牺牲，承受了改革的阵痛，代替时代而受难的下岗职工们，给予适当的回报，以示感谢。好比一艘因风暴而濒于沉没的轮船，为了保住大多数人的性命，先是往海里扔货物，然后，有一些同样是活生生的人，或者出于自愿，或者是被统一安排，一个一个地跳进了惊涛骇浪之中。轮船负荷减轻了因此没有沉没，大多数人的性命保住了。当风暴停歇之后，轮船拉响汽笛，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足马力奔前程。这时候，那些在危急关头跳下大海的人，侥幸还没有被淹死，还在那里挣扎。船长、大副、二副、水手，以及乘客们，如果都是些高尚的人们，就应该立即地、毫不犹豫地，怀着虔诚的敬意，把这些殉难者迎上船来，献上食物，献上衣物，还有尊重和感谢。　　我说的补偿，就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补偿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是同情和怜悯，不是打发，不是春节前夕的慰问品和慰问金。而是体现社会公正的一种理智的规范的应该形成制度的运作，是对牺牲者的应有回报。在现阶段，是对下岗职工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支付，是对他们建立谋生手段的必要援助。在下一阶段，当社会进入全面小康，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以后，社会应该一次性地帮助曾经下岗的职工进入“中产”行列，以示公正，以示良知，以示没有忘记。如果下岗职工已经过世，则应把社会的回报体现在他们的子女身上。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十三】“改革牺牲论”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自从国有企业改革以来，改革就与“牺牲”和“付出代价”紧密联系在一起。职工下岗，当然也是舆论提倡的“牺牲”之一。细心的人们发现，凡是开口闭口“改革”，开口闭口说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世界上还有这种道理？这算是什么逻辑？真正的**党人从来没有过这种行径。2011年，**的gdp达到5.88万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体。然而，老百姓的日子这些年来并没感觉到如何宽松，相反，由于通货膨胀，不少人的生活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最为明显的是过去曾经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每况愈下。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被极少数人窃取，据权威机构调查，到2006年时，社会财富的70%被0.4%的人口窃取，这种局势还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那么，社会财富是怎样从社会底层群体流向了权贵、特权阶层的呢？本文在此做一分析。一、以改革的名义和市场经济为由头，制定促使社会财富偏向流动的分配政策。1992年“市场经济”理念的提出，促使**退出企业的管理和价格的干预。1997年的15大更是提出了将国企租赁、出售、改制等，并准许资产参与分配。此后几年，全国除特大型国企外，几乎清一色地进行了所谓“改制”，将国企一夜之间变成了“私有制”企业，厂长、经理们一夜之间成了大老板，工人一夜之间由“主人”变成了“打工仔”。新的政策默许企业主和资本对劳工的剥削。仍然是国有的企业在分配政策上与私有制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底层劳工都被剥削得“皮包骨头”——工人月薪不到1千，老总年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改制后的企业主们股份的分配更是他们所得的大头。昨天厂长（经理）们与工人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今天一个是资本家，一个是打工者，天上人间两重天。二、“用人体制改革”造成的财富转移：过去，**每年要从城市和农村的青年中招收大量的工人，大多是“全民工”，最次的也是“省级合同制”。这些工人们都是企业的正式员工，他们的住房、医疗、子女的教育等都由单位负责保障。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不再招收工人，属于“产业工人”的企业也不再是“铁饭碗”，而是“全员聘任制”，随时随地可以解约辞退。随着**推行的“房改、医改”等，企业也不再负责职工的住房和医疗等民生问题。拿建筑行业来讲，过去具体干活的建筑工人，都是**的正式员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筑行业只有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而没有具体干活的工人了，工人都由农民工代替了。实际上，现在劳动在全国各个城市的2.4亿的农民工所干的工作绝大部分就是过去**的正式员工干的工作。**用“用人体制”的变革，使**的正式员工变成了农民工。目的是为企业甩掉“养老、住房、医疗”这三大包袱。使本该有体面生活的**员工变成了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农民工。过去的用人体制，企业负担重，日子不好过，而现在的这种“只用，不养，不住，不医”的“三不体制”，企业主的日子好过了，而员工（农民工）的日子不好过。这就是“体制”造成的财富转移。**在促使负担转移的同时，必然伴随着财富的转移，负担由**和企业转移给民众的同时，也就决定了社会财富由民众向**、向特权阶层的转移。三、大力推行私有化和准许私人开采矿藏。矿藏本该属于全社会，但准许私人开采，实际是把整个社会的财富送给了矿老板，矿老板给工人的工资少得可怜，把大笔钱财贿赂给相关官员，达到**结，“共同致富”的目的。也只有私有化，才能使财务不受审计监督，企业主才能随心所欲地把利润的一大半分给各个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广大员工用血汗换来的巨额利润通过企业主送进了特权阶层的腰包。垄断行业通过制定霸王条款，从消费者身上搜刮民财，如**的燃油、通讯费等等都比美国的费用还要贵很多，而中石油、中石化、电力等行业在天天喊亏损的同时，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比谁都高。20多年来，各个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无一不是从消费者的身上搜刮的结果。有人戏称“改革就是分赃”。可以确切的说“改革就是利益和社会财富的重新调整”。纵观30多年的历次“改革”，无一不是有利于少数人获取社会财富、促发贫富差别的举措。通过“企业改制”、“改革用人机制”、“推行私有化”、“允许私人开采矿藏”等手段，准许资本对劳动的最大剥削，把本该劳动者得到的财富大量截留在公司、企业，由公司、企业主再将其中相当一部分以“回扣、干股、分红”等形式贿赂给各级各类官员（如不贿赂，其公司、企业将寸步难行），这样，就达到了企业主、官员（特权阶层）大幅度侵占劳工财富的结果。社会财富就完成了从底层劳工的身上到特权阶层的转移。官员和私企老板们共同进入“先富起来”的行列。这些“先富起来”的富人及特权阶层把这不义之财用来投机买房，（一个副科级李刚可以有5套房产，副市长（茂名杨光亮）可以有7500万的存款还有数十套房产）。使本该在需要居住房屋的劳工手里用于居住的房子通过社会财富的转移，变成了**和富人手里的投机“闲置房”。就我国整体社会来讲，如今，房子不少，人员不多，即全国闲置的空房有2亿居住量，而目前城镇无房的人员尚不足2亿，只不过这些房子以“社会改革”的方式从民众的手里转移到了**和富人手里。把房屋的居住属性变成了“投机”和窃取社会财富的工具而已。6500万套闲置房，如果按照平均每套80万元计算，价值52万亿元人民币。加上特权阶层、富人存入银行的货币、本人和配偶子女的顶级奢侈品加之他们转移到国外的资产，总值在数百万亿以上。这些巨额资产，是30年来，历次以“改革”的名义行剥削、剥夺之实，特权阶层对社会底层亿万民众进行残酷剥削的结果，经各种方式、各种途径使社会财富从底层民众转移到富人和特权阶层的手中。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