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后发优势理论解释我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现代化理论把经济技术落后的**和地区由于其发展的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和各种机遇，称为“后发优势”。这种优势既不是先进**所同样能拥有的，也不是后进**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后发优势互补的界定不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而且也适用于一国内不同发展过程的地区之间。我国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报酬递减方面的后发优势，机遇型后发优势，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后发优势，特色产业后发优势以及学习性后发优势等。笔者主要从学习性后发优势方面，论述西部地区如何在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向发达地区（或**）的制度学习、技术学习和相互学习并克服路径依赖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 西部应充分发挥学习性后发优势 战后，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一些经济腾飞的**和地区的事实说明，学习性后发优势是存在的。实际上，后发优势就是通过学习过程来实现的。学习性后发优势包括制度性后发优势、技术性后发优势和相互学习性后发优势。 （一） 制度性后发优势 制度性后发优势即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制度学习，即效仿和借鉴各种先进制度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进所获得的制度效益。它是落后地区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利用后发优势来赶超发达地区的关键之一，关系到落后地区长期发展的基础与动力。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节约社会经济的交易成本。与发达地区先进和较成熟的各种制度相比，落后地区经济制度效益低下，一旦进行改革，效率可大为提高。因为，制度安排是多样性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的制度安排是不同的，同一制度安排在不同地区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种多样性决定了落后地区制度安排的灵活性。落后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发展的条件和发展的目标，对发达**或地区的制度安排进行模仿和借鉴，并以引入的先进制度来替代本地区落后的制度，使它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实现快速发展。 一般来说，落后地区的制度学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建立产权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学习如何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严格的制度能保证减少非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数量与规模，调动生产要素拥有者的积极性。有了市场经济机制，下一步就是要建立有效率的**经济政策，形成激励机制，使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三是学习如何创建**的**体制。四是学习如何形成严明的法治制度。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交换关系错综复杂，并且千变万化，在巨大经济的刺激下，任何个人、领导、党派等都很难公平、合理、及时地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经济关系，这需要有严明的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的得为。落后地区的法制建设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即使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如何严格执行也是值得认真学习的。因此，在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制度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制度的引进、企业制度的借鉴、经营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方式与经验教训等等方面，对于落后地区来说都存在着多种参照选择蕴藏着巨大的后发优势。 制度性后发优势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借鉴和引进发达地区炼砺出的一批较为成熟有效的制度（如在“**少管”理念的指导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且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等），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从而缩短“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使本地区经济发展风险小、成本低、收益大。其次，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改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在国外以及东部地区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利用市场后发优势，吸收大量的外部资金，从而缩短资金积累的时间 （二） 技术性后发优势 在某种意义上说，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落后**或地区转换成本上所占有的优势。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和地区通过研究和开发积累了大量的先进技术。这些先进技术被认为是公**品，具有溢出效应。这对于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和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落后地区（或**）不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来重新研究和开发这些已经存在的科学技术，他们只要花费很小的成本就可以把这些科学技术学来并运用于生产之中，即技术的转换成本很低。落后地区 通过对发达**或地区技术的水平转移和垂直转移，可以极大地降低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从而使自己的技术变迁成本远远低于 达**或地区，既节约了社会资源，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提高竞争能力，加快发展速度，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技术引进、学习和追赶，使之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最终有可能追上发达地区，后发优势趋向于零。加上技术学习不涉及或很小涉及集团利益的博弈，而它的效果可以在短期内比较快速地显现出来。可以说，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部门就出现得越快。从技术层面说，落后**有比发达**或地区增长更快的潜力[1]。它其实就是就是现在许多先发**走过的道路，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德国超过英国，都是利用了技术性的后发优势；战后，先是日本，后是亚洲“四小龙”，维持了30~4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缩小与发达**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过程中，主要靠的就是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来实现的。20世纪50年代，加纳和韩国的人均收入几乎相等，但到90年代，韩国的人均收入比加纳高6倍。一些人认为，造成这种差异，有一半的因素是韩国在获取并利用知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2]。我国改革后20多年来在发展的总体速度和质量方面的提高，很大方面也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获得的。目前我国西部地区与发达**和地区的收入差距大，代表技术差距大，利用技术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应非常大。因此，走技术引进和学习的道貌岸然路，无疑是西部地区短期内经济发展成本小、收益大、见效快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技术学习与制度学习并重是后发优势战略成功的核心。 （三） 相互学习优势 各个地区由于其自身的自然禀赋情况、人口与民族构成、文化发展的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使得同为后发地区的发展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即使推行相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后发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仍旧是明显的。这又使后发地区在学习过程中的可选择范围有所扩大，后发地区既可以向发达地区（或**）学习，且也可以向同类地区学习（我们称其为相互学习过程）。由于后发地区之间，尤其是发展程度类似的地区之间，技术发燕尾服的总体水平处于同一档次上，相互之间的技术差距不大，技术学习在总体上是一种互相取长的补短的学习模式；而在制度方面，或者由于各地区的历史文化、天然资源、利益群体裼 博弈不同而出现差异，者是发展的方式和方法有不同，都为后发地区之间的相互学习提供比较广阔的空间。对我国西部地区来说，由于都面临着同样的发展难题，都在摸索和寻找发展的道路和发展的方法，因而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学习西部地区其他省份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成效的做法和措施，借鉴其他省份的经验或吸取其教训，弥补自己的不足，使自己发展得更快。 二、 学习性后发优势与路径依赖 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的。因此，落后地区 （或**）在利用和发挥后发优势时，往往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思想和概念最初是由于人口统计学家布雷恩.阿瑟在20苦心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后由诺斯在其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中加以发展。诺斯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物理学中的“自增强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选择了某一条路径，它向既定的方向发展的动力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斯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3]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不好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姿态，想作出新的制度选择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落后地区学习性后发优势产生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 （一）制度学习的路径依赖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是指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4]。世界范围内制度的共时性、历时性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不同制度在交往、比较中开始沟通和融合，从而出现了制度的引进（移植）和学习。由于“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5]，加上落后地区由于迟发展，对发达**和地区的模仿空间比较大，所以，落后地区往往倾向于成本小、见效快的的制度引进和模仿。这是因为，一方面，初始的制度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来得方便些。另一方面，一种制度形成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集团，他们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力图巩固现有的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这不仅给以后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而且有时由于尖锐的利益矛盾不得不放弃最优方案而选择次优方案。再加上制度的移植和引进还要受到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结果往往是短时间内似乎成效很大，但从长期看却导致引进的制度低效乃至无效。因此，西部地区要想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6]。（二） 技术学习的路径依赖 首先，落后地区充分利用和发挥技术性后发优势的前提是：其技术引进和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引进——模仿——创新”的过程。但落后地区 在引进和学习发达**和地区的先进技术时，往往只停留在简单的引进和模仿阶段。在技术引进的初期阶段，通过模仿，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正是这种初期的效应，使得落后地区在以技术引进为起点的技术进步过程中产生了“路径依赖”，即其整个技术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引进——模仿——引进——模仿”的重复循环。由缺乏自身的“造血”功能，始终只能依靠发达**和地区在技术上的“输血”，[7]也就只能跟在发达地区（或**）的后面，亦步亦趋，从而与发达地区技术上的差距一直存在。其次，发达地区（或**）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均加强了对所拥有的关键技术的有效保护，往往只把一些二流的或即将淘汰的技术转让给落后地区，落后地区 如果不能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创新，就永远难有市场竞争力，从而也就永远难有赶上和超过发达地区的机会。再次，西部地区大量存在的是非熟练劳动力，其技能水平和引进技术之间不地位，从而导致了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较大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差异。 （三）相互学习过程中“示范效应”的不良影响 某些落后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引进和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其他一些落后地区也纷纷效仿，结果走上了一条缺乏创新，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的“继续落后”的道路。若不能摆脱这种状况，继续走别人的老路，在循环累积效应的作用下，不但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牌落后的地位，而且落后的程度也会不断加剧。我国西部地区在这方面的善较为突出：如20世纪80年代，在东部发展家电消费品工业取得较好 效益的影响下，西部的某些省份（如四川）也很快上马了一批家电消费品制造业，也取得了较好的效益。结果，西部除**外的其他省份都先后上了一批家电消费品工业。然而由于起步晚、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匮乏等不利因素，产品得不到更新换代，缺乏竞争力，从而造成销售困难、产品积压、效益下降，大部分企业最终都销声匿迹。又如，当看到西部个别省份因为学习了东部开发小城镇，而使农村劳动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转移、带动当地工业一定程度发展时，西部地区的许多省份不顾自身实际，也大搞小城镇开发，结果，由于工业发展跟不上以及城镇化缺乏长期规划等，千万了大量耕地被占、失地农民的生活得不到妥善安置的现象，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既影响了生产的正常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千万了社会的不稳定。 三、 西部发挥学习性后发优势的路径选择 针对西部在发挥学习性后发优势时所产生的路径依赖，西部地区应特别注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 进行制度创新 国内外经验证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与制度保障作用非常明显，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制度环境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制度创新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制度创新又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我国西部地区的制度创新需要作客观全面的考虑：对西部地区制度的创新，也会反衬出全国经济管理制度的欠缺；既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又要面向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惯例接轨[8]。因此，西部应在以下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第一，改革西部**的职能。经济学家历来非常重视研究和强调不恰当的**干预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如：“有许多**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至于要写满几页警惕**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9]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 的地区差异缩小得以实现，主要依赖于**的宏观调控和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然而对我国而言，正是**过去在对投资上的干预从而导致的低效率，才是千万东西部地区增长差异及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虽然当前的西部开发还是需要**出面干预和扶持，但是这种干预和扶持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前提下进行的。起主导作用的是市场+，真正的主体是企业。**应还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正确处理好自身“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严格区分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西部地区**只能通过法律、法规以用各种优惠政策引导作用，决不能用**代替市场。要健全和完善与经济成长市场、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项经济制度，采取切实可行、坚决有力的改革政策、步骤和措施，以保证改革。同时，西部**在推动市场发育的过程中，对市场的底层组织，应先发展后规范（这方面可以借鉴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经验）；而对于市场的上层组织，如证券市场，出于追赶需要，需进行模仿建设，但应有别于西方**的自发演进型，必须先规范后发展。 第二， 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首先，适当减少西部国有经济的比重，深化西部国有企业改革。20多年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证明，一个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市场化程度就相对偏低，经济增长速度就相对缓慢。目前，国有企业是西部经济的主要力量，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是重中之重。为此，适当减少西部国有经济的比重，有利于提西部市场化程度，增强西部发展的持续力。除了特殊行业和重要领域继续保持国有经济的垄断或一定控制力外，国有经济必须从竞争性行业中有秩序地退出，即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通过破产、兼并、拍卖、收购、转股、租赁、出售等形式，逐步有序退出。而对于西部效益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则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股票上市、资产重组、强强联合等措施，鼓励支持非国有性质的企业参股和控股，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或股权结构多元化，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实现企业制度创新，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其次，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通过破产、兼并、拍卖等形式加快实现国有中小企业民有民营化以外，关键是要求**更新观念，真正把民营经济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排除市场准入歧视；放宽从业限制和经营领域，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都应鼓励和允许民营企业投资进入，并享受同等的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大**的政策扶持力度，为民营经济在融资、人才引进、土地使用与转让等方面提供方便，给予支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具备条件创办民营经济开发区的地方，要结合小城镇建设，统筹规划，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原则，尤其要加强对民营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引导，帮助其提高现代管理水平，避免家族式管理的负面影响，走可持续发展道貌岸然路。 第三， 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 城市是生产力相对集中的场所，它通过聚集经济功能，大规模地把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相对合理地组织起来 ，使先进技术得以大规模采用，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199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6%，其中与我国发展不平相近的**为48.7%，而199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0.4%，西部的城市化率更低。[10]大量人口分散滞留在农村，不仅造成了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过小，农业产业化艰难，阻碍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并严重制约了西部工业的发展，而且由于农村人口在消费习惯、消费规模上与城市有巨大差别，合消费示效应扩散很慢，从而导致消费热点、投资热点难以形成，不利于科技的大规模运用与推广，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使农村经济结构升级受阻，严重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加快西部城市化进程，才能为西部经济发展创造持久的需求和支撑空间。但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做到：制度的跟进与创新。如，改变传统的城乡人口分割式管理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发展“离土不离乡”式的二、三产业；改变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市身份、户口与福利制度，放宽农村与小城镇居民投资、购房、就业于城市的户籍限制，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用工业化积累起来的财力反哺农业，实现农村城市化；用法律等手段遏制因城市化对耕地的任意侵占；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走开发与环保并进的道路，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加强技术创新，从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和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为主的战略转变 技术创新需要有相应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和创新的文化环境、法律环境税收环境竞争环境等“软环境”，通过“边干边学”的方式使得引进的先进技术得以吸收和利用。因此，西部要加强技术创新必须首先改善西部的“软”“硬”环境。（1）各级**必须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多的投入，改善西部科技研究创新的硬环境。（2）着力改善软环境：建立和健全各种法律和政策法规，进一步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继续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增强企业的身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干预资金逆流的现象；有针对性地高速现行的立法并放松政策限制；规范市场法规，形成严格有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等。总之，要使技术引进和创新战略与西部开发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利用外资战略、外贸易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紧密配合、相辅相成。 其次，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培养与引进，形成有活力的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包括：实施科学兴国战略，加强教育投入，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投入；实施“内隐外引”的人才策略等措施，全面提高西部人口的素质；建立有效的吸引人才的制度环境，除了提高待遇（如提高工资，提供住房等）外，可以通过建立一些项目吸引外来人才在户口不迁、编制不转、智力流动，增加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使得其人力资本水平与引进的先进技术相匹配。再次，增加对西部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拓宽科技创新活动的有效渠道。一方面要借鉴韩国“强**”的有效行为，重视**对创新活动的投入，并结合西部资金、技术基础相对薄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主的力量进行自主创新来拥有技术优越难度大的特点，先把技术模仿创新作为重要的手段，在不断消化、改进的基础上，逐步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投入，鼓励民间机构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积极推动风险投资，吸引社会奖金支撑科技创新活动。[11] 最后，建立有效的企业家激励和约束机制。企业家为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必须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尽可能减少租金甚至消除租金，为企业家创新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应通过构建企业家市场，形成企业家的竞争机制；形成企业家利益激励与机制。总之，西部地区的创新空间仍然很大，所以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应是西部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1]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j]经济学（季刑），2003，（4）：991。 [2] 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3][4] 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5]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6] 杨小凯，后发优势[n]。经济学消息报，2000—12—22。 [7] 徐建华，岳文泽。**西部地区迟发展效应与后发展优势及创新对策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 [8][11] 刘培玲。西部开发要谨防后发优势陷阱[j]。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2，（5）。 [9] 可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0] 丁俊发。西部大开发——**21世纪大战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12] 卢现详。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发展出版社，2003。 [13] 张伟。后发优势与贸易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收稿日期]2003—05—08 [作者简介]徐燕兰（1963—），女，广西容县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