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性书院

高士 马一浮祖籍浙江绍兴，1883年生于四川成都，其父马廷培，曾任四川仁寿知县。6岁时，马一浮回到绍兴故里。他天资聪颖，10岁那年，其母指庭前菊花命作五律，限定字韵，他应声而作：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亲听后，沉吟片刻道：“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 母亲之言，竟一语成谶。1898年，15岁的马一浮应县试，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同榜，马一浮名列榜首，被贤达汤寿潜看上，选为快婿。还结识了汤的弟子四川乐至人谢无量，成为终身好友。 1901年，马一浮赴沪开始习英文，后又习德、日、法等文。他与谢无量、邵廉存等组织“翻译会社”，出月刊，介绍外国文化。1903年赴美。1904年归国，又东渡日本。此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东西方著作，还把德文版带到**。 学成归国，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马叙伦语）。他埋头书斋，也推崇儒学书院，曾自费考察过南洋群岛，对闽人兴儒的“道南学堂”大加赞赏。出于国内绌儒的氛围和学校废止经科，他一概谢绝来聘。3年期间，马一浮读完了西湖文澜阁所藏的。30岁时，已蜚声学界。 自古文人相轻。然人们对他却众口一词。林宰平说：“对于宋明理学、佛学，尤其是禅宗，马一浮在同辈学者中，造诣都是首屈一指的。”钱穆赞叹道：“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叶圣陶说：“马一浮先生……爽直可亲，言道学而无道学气，风格与一般所谓文人学者不同，至足钦敬。”…… 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惊扰了马一浮的清梦。东南半壁沦于敌手，杭州亦随之陷落。马一浮藏书甚丰，遂挟万卷而流离转徙。1938年夏，他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浙江大学讲授国学，并随校西迁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在浙大，他主讲和。 但马一浮从根本上否定现行教育制度，也就无意长期滞留浙大。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张立民等的通讯中，流露了愿找一山水胜处，创办古典式书院的考虑。 陈布雷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辗转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呈报最高当局，竟不谋而合。“七七”事变后，**、孔祥熙等人认为国人多有附逆者，日寇敢于长驱直入，咎在“人心不古”。他们痛感新式教育之偏，拟办一书院以圣贤之学匡补时弊。马一浮是朝野两界都认可的人物，当局表示愿意列名创议，并嘱**补助经费。 马一浮闻讯喜虑参半，他在1938年9月29日给张立民的信中说：“陈部长已表示每月可补助经费若干，似此办法，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则明系隶属性质，事体乃大不侔。” 马一浮之意，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干涉的自由讲学。在与**的接谈之际，马一浮提出三项先决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活动。当局居然一一赞同。**、陈立夫明确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并拨开办费3万元，月给经费3千元。 1939年1月底，马一浮总算接受条件赴川应聘。 设坛 1939年3月，书院董事会成立，正式聘请马一浮为主讲，总揽书院事宜。 马一浮立即向**行政院提出，他写道：“书院，古唯以地名，如鹅湖、白鹿洞是也。近世始有以义名者，如诂经尊经之类是也。今若取义，鄙意可名为复性书院。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然矣……” 如何复性，马一浮阐释道：“义理之性，有如泉水。当其发于山谷，本自清明，迨后流入田野，则渗入许多泥沙，遂成混浊了。如下一番功夫，将泥沙滤净，则水清明，还是原来的水。学者用力，要在去蔽复初，古人所谓变化气质是也。” 书院是社会性学术团体，筹委会、董事会、基金保管委员会均由赞成书院宗旨的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组成，如陈布雷、屈映光、梁漱溟、谢无量、赵熙、熊十力、寿毅成、沈尹默、贺昌群、梅迪生、沈敬仲等。但人们对书院的认识并不一致。 这些人中，马一浮最依傍的是挚友熊十力。书院甫一筹备，熊十力就被列名为创议人。他也当仁不让，表现出极大的兴致。然而，两人对办学目的方法却大异其趣。 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为了谋食，如果预设出路以为号召，则来学者已“志趣卑陋”；“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熊十力则不赞成马一浮的主张，他担忧学生与世绝缘，将来没有出路；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授与。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到了1939年夏天，熊回函弃约，改投西南**。他不到乐山的托词是风水问题，认为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熊十力理穷词屈。 争论归争论，马一浮还是执意要熊十力来，在1939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的信里，附上了正式聘任关书，并附100元国币的舟车费。熊十力只好在这年的七月底启程。 古时君王礼贤下士，用高车驷马迎接，为使车子行驶平稳，还用蒲草包裹轮子，因之称为“安车蒲轮”。据说，马一浮一行从重庆到乐山颇为风光，当局特意安排大汽车迎送，当地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马一浮办古典式书院，需要山明水秀之地。他离开浙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厌恶广西宜山那片“出郭少嘉树，四野唯荒菅”的不毛之地。 1939年6月，马一浮由重庆前往乐山考察选址，一眼就相中了乌尤寺。乌尤山古称青衣山，位于川西南的岷江、大渡河（古称沫水）、青衣江（古称若水）三江汇合处，与古城乐山隔江相望。据记载，乌尤山原与凌云山相连，秦蜀郡太守李冰治理沫水，开凿江道，使凌云山与乌尤山分开，使之成为水中孤岛，也称之为青衣别岛。乌尤寺坐落在乌尤山顶，为唐代高僧惠净法师所建。 当日，马一浮与叶圣陶、贺昌群等人同游乌尤寺。山水明丽，斯文在兹，正契合马一浮心愿。他喜不能禁，在尔雅台旁的旷怡亭赋诗一首：流转知何世，江山尚此亭。登临皆旷士，丧乱有遗经。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长空送鸟印，留幻与人灵。复性书院随即租下乌尤寺，借僧寮20余间作师生住房，以寺内旷怡亭为讲习之所。 马一浮总摄复性书院院事，“监院”负责具体事务。内部设办事、讲习、编纂三处。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被聘为讲座的有赵熙、谢无量、叶左文、梁漱溟、张真如、黄离明等，住院的讲座有熊十力，讲友有贺昌群、沈敬仲，通信讲友有龙松生，都讲有乌以风、张立民、刘公纯、王星贤等。 马一浮向不赞成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他认为，分科太细，执着一端，不见根本。要融会贯通，以一御万，惟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儒家学术———六艺。于是，书院课程分为通治、别治二门。前者共同修习，以为一类，诸子附之。后者相当于选修，以《尚书》《周礼》《仪礼》《礼记》为一类，名法墨三家附之。《易》《春秋》又一类，道家附之。 书院确立了“主敬”“穷理”“博文”“笃行”四条学规，还规定来学者须遵守三戒。即：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诤。 学生分肄业生和参学人：肄业生需先送文字请求甄别，文字合格方准入院。书院津贴膏火，每年课试两次；参学人只要赞同书院宗旨、有志于学、经主讲许可就行，书院不津贴膏火，课试听其自便。 学生人数本欲尽量多取，简章发出后，慕名求学者有数百人。马一浮按寄来文章逐一甄别，最后只录取了近30人，加上参学人亦不足40人。这大大低于马一浮最初的估计。 授业 好事多磨，原简章规定于1939年8月1日开讲，因故延误后，到9月1日才正式开讲。那天，书院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仪式。马一浮斋庄盛服，立乌尤寺旷怡亭的讲舍前正中，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而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 马一浮的开讲词为《开讲日示诸生》。他就抗战时期设立书院讲学之旨趣，阐明时势常变因应之理。他讲道，外敌侵扰、社会动荡、人心堕落与春秋时代的孔子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一样，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只有通过研究儒术，讲述和弘扬儒术才能达到目的。 此后，主讲每次开讲前，都要先写好讲稿。然后嘱人将尔雅台前的旷怡亭扫除清洁，将鲜花一束置瓶内虔诚放置讲桌上。待学人齐集，由都讲捧讲稿随待在后，俟主讲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后成通例。 执教书院的先后有讲唯识论的熊十力、讲德国哲学的张真如、讲儒道名墨杂家诸子的黄离明，及讲儒家思想与**传统**的钱穆。直到晚年钱穆仍对此事津津乐道，并写进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书院教学以自由讲习与悉心体究为主，授课仅每周讲习一个上午，另外四个半天安排学生向主讲自由请益，请益者预告典学，由典学具体安排进谒请益时间，一般每半天安排3人。请益时由学生自由提问，主讲作引导式的回答。其余时间各人自习，写读书札记。札记每半月呈阅一次，由主讲阅批。每半年举行一次课试。 1940年1月4日公布第一次课试题，题目自拟，时间不限，篇幅不论，成绩不定，各言其志，以观其趣。当年6月20日公布第二次课试题也是开卷考试，规定“勿抄袭讲录中语”，要求学生在深入体究以后，用自己的话来回答问题。 袁心粲是马一浮最早收录的大弟子。他从师马一浮时，就带了一本自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一浮察其有矜意，故意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自然不服，当下辩论。马一浮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时而例举，时而辨析，袁心粲从此心悦诚服，一心问学。 张德钧是复性书院的高材生。1941年秋，谢无量到书院向诸生开示，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谢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代谢先生答道：“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省。”张惭而失色。 王伯尹人聪颖，懂诗道。马一浮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其改诗，直至病重前的最后一首《秋阴》。王伯尹去世后，马一浮很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一首以志怀念。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马一浮重视心志教育。书院开办后，一时找不到合适人员掌管事务，就派学生乌以风兼任。乌认为自己是学义理而来，不大乐意接受这种琐碎之事。马一浮开导他：“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乌以风茅塞顿开，高兴接任，乐此不疲。 学生们受马一浮及诸讲座数年教育，对六经义理之学，有较深的理解，不少人在通治群经的基础上，专治一经，写出高水平的著作。书院刻印有学生论文专集，名《吹万集》。 罢讲 受惠于人必受制于人。当局资助办书院决不是让马一浮自由讲学，远离**。而是冀望“天下英雄竟入吾彀中”。 **为把书院置于“官办”地位，从多方面加以干预控制。规定基金保管委员要由教育部委派，董事长由行政院长委派；还提出开讲式要请****林森光临；后来甚至要马一浮为孔祥熙、何应钦等写寿辞……这无异于给马一浮套上鞍辔成为“**文人”。对讲学内容的掌控则更加严厉，**侍从室和蓝衣社直接派人以院外参学人名义到书院听讲。 身陷窘境，马一浮萌生罢讲之念。他在1940年7月6日给副董事长刘百闵的信中说：“前月得教部电。似以隶属学校视之……去年陈部长本许以宾礼相待。一切不加干涉，是以承命。今若此，是无异驱之使去也。” 一日，马一浮凭栏远眺，见一翠鸟掠过江面，意态悠闲，翠鸟虽小，但天性快乐。及物伤情，写下《翠鸟》诗：王母云摆下汉畿，侏儒常饱朔常饥。江湖满地流离泪，草木空山敝垢衣。石有能言惊物变，?来集舍蘥人稀。独怜翠鸟烟波外，犹向晴天立钓矶。写鸟无异于自怜。自己身心疲惫，朋友相继离散。最难过的还是熊十力抽身远去。 对办书院他们各存其志。熊十力勉强前来，但对接待安排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寇掌握错误情报，认为**当时在乐山，于是对乐山狂轰烂炸。战火之中，死生只在一瞬。熊十力住所着火，左脚受伤，更增加了焦虑不祥之感，遂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这对马一浮好比釜底抽薪。 马一浮曾有信给熊，其中写道：“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怅惘之怀，靡言可喻。”此后，这两位新儒学**淡了音问。 叶落知秋，也有学生渐生去意。当时日寇欲亡**，乐山惨遭空袭，全国一致**。而书院却要求成天“主敬”“复性”，与全民族的救亡气氛格格不入。再说，读圣贤之书也尚存成家立业之虞。 生性高傲的马一浮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1941年春，钱穆来书院讲学，曾盛赞嘉定名山胜水。马一浮说道：“君偶来小住，乃觉如此；久住必思乡。即以江水论，晨起盥洗，终觉刺面。江浙水性柔和，故苏杭女性面皮皆细腻，为他处所不及。风吹亦刚柔不同。风水既差，其他皆殊。在此终是嚣旅，不堪作久居计。” 及至1941年夏天，书院编《尔雅台答问》时，矛盾发展到极致。马一浮于当年暑期起开始罢讲。他在给张立民、王星贤的信中说：“……及二十九年教部欲审核教材，仆始有去志。三十年学生反对刻《答问》，此为罢讲求去之主因。” 书院从1939年9月15日开始讲学，到1941年5月25日停止讲学，前后共一年零八个月。马一浮先后讲了群经大义，包括《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观象卮言》《洪范约义》等六部分。 办学之初，马一浮就提出书院“刻书与讲学并重”的办法。他多次开导弟子：“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书院共刻有《四书纂疏》《系辞精义》《春秋胡氏传》《毛诗经筵讲义》《延年答问》《上蔡语录》《太极图说》《先圣大训》《朱子读书法》等26种38册；刻有马一浮著作《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避寇集》《蠲戏斋诗编年集》《尔雅台答问》《檬上杂著》等19册。 罢讲后，马一浮仍允许好学之生继续留院，自由请益，马一浮亦时加指点。直至1946年春，马一浮才与弟子袁心粲等将书院迁往杭州西湖葛荫山庄，专以刻印经书为事，再未公开招生。 遗响 **有马一浮是一个奇迹；战时**办复性书院更是一个奇迹。其实，所谓奇迹也就是不能为而为之。复性书院是马一浮为世俗社会修建的通天之塔———巴别塔，然而这座不合时宜的塔仅仅维持了几年便坍塌了。早在书院创办之初，人们就料到了它的结局。 1939年4月5日，叶圣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故弟以为此种书院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且择师择学生两皆非易。国中与马一浮同其见解者有几大纲相近而细节或又有异，安能共同开此风气至于学生。读过《五经》者即不易得，又必须抱终其身无所为而为之精神，而今之世固不应无所为而为也。 人们佩服马一浮的人格与精神，却对他的主张抱有怀疑。他清楚这一点，也不免孤愤。 当年，复性书院录取学生30余人，现知下落的仅金景芳、张国铨、邓懋修、王紫金、刘天倪、杨焕升、樊镇、陈刚、陶瓠、杜道生、王凌云、徐赓陶、王景逊、张知白、王景逊、李奋、张德钧、王准等十几人。马门弟子中，金景芳（吉林大学教授）、吴林伯（武汉大学教授）等成了全国知名的学者，仍绵延着先师的流芳遗韵。 乌尤寺前的岷江水，不舍昼夜，已流过了六十多年的光阴。乌尤寺方丈室的门柱上，至今尚存马一浮用小篆字体题书的楹联：要使鱼龙知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