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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拍案惊奇》第一篇,小说分“入话”和“正话”两个部分。“入话”里写宋代汴京经纪行中人金维厚“朝晨起早,夕晚眠迟”,经营所得除了维持生业之外,把银子放在家里存起来。70寿辰时高兴,说将8大锭银子分给4个儿子,每人2锭。不料银锭作怪,竟然辞别他自往某县某村王某人家里去了。“正话”写明朝苏州人文若虚,贩扇子到北京卖碰上阴雨季节,扇子霉坏,“本钱一空”。并且,“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后来有幸随一伙商人出海,他带的几篓“洞庭红”橘子,到吉零国竟卖了**百两银子,归途中为躲避飓风泊船荒岛,他独自登岸,捡到一只巨大的海龟壳,本来以为不过是好玩的东西而已,回到福州,被识宝的波斯商人玛宝哈用5万银子买了去,陡然间无意中成了“闽中富商”,比起原来卖扇子折本,频年“倒运”,不啻天壤之别[1](3页)。本篇在小说史和文学史上得到了较高评价,游国恩《**文学史》上说:“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等篇中,通过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和对他们海外冒险理想的多方面描绘,使我们看到了明中叶后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2](121页)齐裕火昆《**古代小说演变史》上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篇小说“真实地描述了海外经商的客船往返贸易的情况,以及福建沿海波斯商人的商业活动,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规模。作品还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发展过程中,商人们那种渴求一本万利、**的心理,以及为此而不惜投机冒险的性格特征。作品对经商过程的描写也非常生动,如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等,都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加深对当时商业活动的了解。”[3](131页)从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两个方面立论,大都说得很准确。本文试图从商业和金融的角度,对这篇小说再作一些具体的分析。一 生意和市场**古代社会向来提倡以农为本,封建时代的历朝**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惟恐无农不稳。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鼓励发展农业,对商人和商业作了许多苛刻的规定,并且严厉禁止私人出海经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经济力量的增强,商人特别是富商大贾的子弟通过读书应举进入官场成为朝廷要员的大有人在[4](207、210页),社会上对商业作用的评价随之提高。并且早在隆化时代,已经开放海禁,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被否定了,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着眼于商人和农民、商业和农业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提出了“厚商”、“资商”的思想。他的思想无疑直接影响了当时朝廷的政策[5](317页)。重商,成了当时社会的普遍风尚。这种社会风尚影响到文学创作,于是有关商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反映,商人在文学作品里也有了更好的形象。从凌氵蒙初《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就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商业贸易的认识以及当时贸易市场的一些特点:(一)经商有风险,挣钱不容易,信息和预测很重要文若虚贩扇子亏本是个很好的例子。文若虚“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便邀人从苏州贩扇子上北京,想从地区差价中发个小财。为了使扇子卖个好价钱,事先花钱请人在扇子上摹拓名人诗画。可谓既重视商业信息,也颇有经营头脑。但他对北京的气候缺乏了解,没做好防湿防潮的保护,扇子进京便碰上霉雨季节,等到天气好时扇子却已经粘住了、霉坏了,所有的美好设想都落了空。此后频年做事,连连亏本,得了个“倒运汉”的诨名。凌氵蒙初不同意说话人“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和“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的宿命论观点,认为“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事在人为,无关宿命。文若虚既不“懒惰”,也不“败坏”,为什么就破产受穷呢?故事说明,原因就在于对影响生意成功与否的各种因素缺乏全面研究,文若虚作为商人个体,他收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何况那时的信息传递方式比现在不知落后多少倍。这段故事为文若虚日后出海时来运转作了铺垫。这个铺垫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它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思想,认为经商有风险,生意不好做,挣钱不容易。生意不好做的原因在于市场情况千变万化,难于把握,稍有一点估计不到,就要“倒运”。因此,信息和预测都很重要,作为商人,要重视影响生意成功与否的各种因素的全面研究。(二)海外贸易风险大,利润高,值得冒险一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外贸易虽然有风险,但却能够赚大钱。小说中说:“原来这边**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在这条路。”他的算法是这样的:一定成本的货物带到吉零国能换到三倍于原价的当地货物,贩回国内去,又可以卖到三倍于吉零国的价钱,于是这一趟来回贩卖,跟他起始动身时相比,已经得到了九倍于初始本钱的利润回报,除掉贸易转运的成本开支,估计可赚七八倍于初始成本的利润。因为利润高,所以张大等生意人才冒惊涛骇浪之险租船驶向茫茫大海,所以他们力劝文若虚把卖橘子赚的钱用来买同船客商贩去的货以便换取吉零国的货物贩回国内去卖。文若虚因为贩卖扇子亏本余悸未消,横竖不肯,“众人齐拍手道:‘放着几倍利钱不取,可惜!可惜!’”回到了福州,牙行主人玛宝哈先登记客商带的货物,然后据货物价值轻重安排接待座次,作者让文若虚因为不肯带货,摈居末席,满面羞惭,心里懊悔;以他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否定了不敢冒险,轻易放过发财机会的做法。(三)贸易之道,在互通有无;商业行为符合相互需求原理,就能挣大钱文若虚一两银子买去的百来斤洞庭红橘子赚了**百倍的利润,是因为它在苏州生产成本极低,价钱极便宜,而吉零国没有橘子,彼国之人更不知此物价钱,所以文若虚奇货可居,供不应求,随口开价,趁便提价,开始一个银钱一个橘子,接着两个,最后竟卖到三个银钱一个橘子,这个国别差价挣得极为痛快,令多少商人神往不已。文若虚从荒岛上随意捡来的海龟壳能让玛宝哈毫不犹豫地用5万两银子买了去还兴高采烈,是因为玛宝哈识宝,他买去加工之后出售可赚20多倍的利润,他需要文若虚提供这个原料让他赚大钱。海龟壳肋节中有夜明宝珠的说法似乎没有科学的根据,所以作者给小说主人公改名为文若虚。“文若虚”者,问若虚也,经不起再三追问、经不起实践检验之谓也。他不过是借这故事表达生意人的理想,说明冒险出海,说不定就能碰上赚大钱的机会,从而激起那些商人对这本小说的购买欲望。故事题目叫“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也许作者认为文若虚的发财只在两次“巧遇”,其实这两次巧遇中便包含着很实际的经济学原理,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贸易行为符合相互需求原理,就会无往而不赢利,无时而不赢利。(四)“牙行”为生意人提供了良好的中介服务,反映明代中后期商业市场已经比较规范牙人作为贸易双方的中介人在唐代已经出现,到五代时则进一步出现了牙行。牙行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时才出现的贸易中介组织,靠为买卖双方说合抽取佣金而牟利,历代既有“官牙”,也有“私牙”。官牙固然是为官府牟利的,私牙也往往与官府吏员勾结、“操纵市场、欺挟买卖双方”,“阻挡商人直接交易,成为商业正常发展的障碍”[5](151页)。所以,明太祖曾下令将“天下府州县店去处”的官牙私牙一并取缔。永乐时取消禁令,允许开设牙行,应是着眼于它在贸易中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商品的流通[5](312-313页)。到明代后期,由于商业流通领域的扩大,牙行日益增加,彼此竞争,虽然仍不免有如顾炎武等所批评的欺行霸市的现象,但规范性增强了。“官牙”失去了垄断的地位,客商有了选择牙行的自由。从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次日风息了,开船行走,不数日,又到了一个去处,却是福建地方了。才停住了船,就有一伙惯侍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个不住。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其余的也就住了。”[1](13页)“小经纪牙人”是为牙行拉客的,“张家”、“李家”自然就是指众多的牙行了。张大等一帮海客,“拣一个一向熟悉的跟了去”,于是就到了波斯商人玛宝哈的店里。玛宝哈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在福建经商的资本雄厚的外国商人兼经纪牙人。他在这桩交易中没有利用文若虚等人对海龟壳的无知实施欺诈,作为富商,他虽然精明,却也比较诚实厚道。玛宝哈的处事方式为素来形象不佳的牙行和牙人增添了光彩,这也说明明代中后期的牙行在竞争中改善了自己的形象,比较规范、比较值得信赖了。这是贸易趋向于自由竞争带来的社会进步。(五)“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契约关系在市场交易中的作用得到了重视玛宝哈在与文若虚当着张大等众商人的面谈妥了5万两银子将海龟壳成交的事以后,立即郑重其事地安排书写“合同文书”。小说如此描写:“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拿笔递与张大道:‘有烦老客长做主,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此位客人褚中颖,写得好。’把纸笔让与他。褚客磨得墨浓,展好纸,提笔写道:‘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今有苏州客人文实,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投至波斯玛宝哈店,愿出银五万买成。议定立契之后,一家交货,一家交银,各无翻悔。有翻悔者,罚契上加一。合同为照。’一样两纸,后边写了年月日,下写张乘运为头,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褚中颖因自己执笔,写了落末。年月前边,空行中间,将两纸凑猪,写了骑缝一行,两边各半,乃是‘合同议约’四字,下写‘客人文实,主人玛宝哈’,各画了花押。单上有名的,从后头写起,下到张乘运,道:‘我们押字钱重些,这买卖才弄得成。’主人笑道:‘不敢轻,不敢轻’。”[1](16页)这一段描写对合同文书的内容、款式,签字的人数与顺序,合同书的防伪标志,买卖双方的最后画押及押字钱等都写得仔细。如此不吝笔墨,除了表示这桩买卖交易数额极大不能马虎以外,也显示出“合同文书”在商务往来中的作用已经受到了重视,契约意识在商人群体中已经树立起来了。这无疑是商业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二 资本和金融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里,我们还可以了解有关明代中后期的资本和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在当时的商业社会中,对资本极为重视,并认为资本的作用是增殖。但社会还缺乏与商业资本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存钱的方式既原始又不安全。(一)“以利为重”、“看货轻重”定坐席,资本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波斯商人玛宝哈对海外来的客商是看货单定座席:“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文若虚因为没带货,坐了末席,好不懊悔。第二天上船看货时,玛宝哈发现了海龟壳,惟恐昨日对文若虚的不恭会使他失去这笔生意,扯住文若虚连声道歉,赶忙拉上大家到昨日宴请的店里重新开宴,请文若虚坐了首席,然后才开始谈转让的价钱。谈生意之前先请客,自然是为了联络感情,为接下来的讨价还价培养感情基础。请客时按照货物价值大小排坐次,那就是看商人资本了。重视资本,实际上是重视商人可能对牙行作出的贡献。商人资本大,所做生意的规模也必定大,带来的货物价值也必定高,这样的客商给牙行带来的利润自然也大。如果张三带来的货价值5万两,我们假定牙行佣金的比例是三十抽一,牙行从张三的业务中得到的“佣金”将是1500两银子,李四给牙行带来的货物只值1万两,那么牙行将这些货物介绍给买主能够得到的“佣金”不过是300两银子。相比较而言,牙行当然更欢迎张三这样的客商了,因为他对牙行作出的贡献比李四大5倍,牙行有充分理由对他表示超过李四的敬重和欢迎。“小说对商客前踞后恭之举的描述,形象地说明,社会的价值心态已向财富倾斜,成功的商贾可以让人肃然起敬,赢得社会的尊重。”[6](40页)尊重成功的商贾,实际上就是尊重资本的价值。(二)银钱要投入运营,才是资本;只赚不用,就失去了资本的价值资本的灵魂是增殖。“入话”中的金老汉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配享有资本。他一辈子辛苦经营,积攒800两银子,熔成8大锭,用红线系在锭腰上,放在枕边,每夜入睡前摩弄一番,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他不想把这些银子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只是想给4个儿子每人分2锭作个“镇家之宝”,这个想法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生产者、土财主们的想法,不符合资本增殖原理。银锭们知道他的心思以后,趁他在睡梦中向他辞行,然后告以去向,飘然而去。老汉醒后追踪,得知梦中见闻是真以后,他却无此财力将银锭赎回,“眼睁睁无计可奈”,“扑簌簌掉下泪来”,其情其境真使人同情,叹其命苦,为之唏嘘不已。但金老汉的做法违背了资本增殖的原理,资本在他手里,有与没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种小生产者的财富管理方式使他最终无福消受这笔财富,他虽然还想拥有,财富却自动离他而去。这段入话看似夸张,而且荒诞无稽,但其中包含的资本应该增殖的道理跟海龟壳的故事所包含的贸易要适应相互需求的道理一样,是真实而可信的,并且是非常正确的。“资本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达到保值和增殖,扩大资本,占据优势,保持和增强资本的生命力。一旦停止运动,资本的生命就完结了。”[7](75页)金老汉不让资本运动,等于是扼杀了资本的生命;而资本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因此金老汉的银锭要自己寻找出路。(三)没有银行,没有钱庄票号,明代中后期存钱的方式既原始又不安全玛宝哈与文若虚的5万银子如何交付?文若虚等人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还是玛宝哈想得周到。他说:“此银数不少,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如何好将下船去,又要泛海回还,有许多不便处。”听玛宝哈这么一说,文若虚才感到“见教得极是”。文若虚是苏州人,得从福建泛海北上才能抵家。于是玛宝哈把一个缎匹铺给了文若虚,连房屋和货本都交给他,抵了5千两银子,另外付了45 000两现银:10个大桶,每桶4千两;又5个小匣,每个1千两,直接从玛宝哈家高阁上的土库里搬了出来,然后就送到文若虚的缎匹铺里去了,“文若虚搬在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玛宝哈作为资本雄厚的外国商人,把大宗银子放在店里的做法实在是不保险的,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他的牙行里有任何看家护院的保镖之类的人物。付给文若虚买海龟壳的5万显然不是他的现银的全部,从故事可知,他还要买下张大等一大批客商的全部货物。就算这4.5万两是他的全部资本,这也是够大宗的现银了。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这4.5万两现银,相当于107.46位省级官员一年的名义工资,166.64位省级官员的实际工资,这正如吴思所言:“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3 700元。正司局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4 57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2 140元人民币。……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价值不过1 380元人民币。”[8]拿七品知县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相折算,可知实际工资只是名义工资的0.644 9,照此计算,则省级**的实际工资是每年371.44石大米。潘建国引用了万历二十一年首版的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万历时期米价平均为每石七钱二分七厘”。45 000两银子,可买61 898石大米,相当于107.46位省级**的名义工资;按每年371·44石计算,则相当于166·64位省级**的实际工资[9]。相当于数千贫民百姓家庭一年的生活费用。这么多银子,就这样放在家里的“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能够保得住不被偷盗、不被**吗?不管是文若虚还是玛宝哈的存放现银的办法,都不符合金融安全的要求。但当时社会没有钱庄,没有票号,更没有银行,“明代剩余资金,因无信用存款之机构,除经商及**之外,只有埋藏地下。”[10](17页)即使是埋藏地下也是不保险的,如果被坏人知道,这钱的主人就难免要遭到**、**,甚至于有杀身之祸。当然,由于社会上还没有出现银行,凌氵蒙初在写作这个故事时,不可能凭空给玛宝哈和文若虚们设计出银行信用的方法来的。三 商人文若虚本篇中的商人很多,与张大一同出海的有40余人,与他一起同玛宝哈讨价还价把生意做成的有十几个人,但除了对玛宝哈和张大稍有刻画以外,其他人物都是以“众人”面目出现的,是陪衬性人物。其实张大也是陪衬性人物,真正的主要人物是“转运汉”文若虚。讲他的故事,写他的命运,刻画他的性格,塑造他的形象,才是作品的重点所在。文若虚的命运经历了从“倒运”到“转运”的转变,有大落大起的变化,因为有这个转变和变化,他的性格便表现得比张大等商人鲜明,也比那豪爽果断、多财善贾的玛宝哈复杂,可以说是“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一)“存心忠厚”,是文若虚的性格基调,也是他“转运”的性格基础小说最后,当文若虚等人得知海龟壳的价值百万之后,有一位共同出海的商人提出:“只是便宜了这**(指玛宝哈———笔者注),文先生还该起个风,要他些不敷才是。”文若虚道:“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里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众人都道:“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存心忠厚,是作者赋予文若虚的性格基调,在小说中有多次表现。倒运之时,张大与同行的40余个商人商议替文若虚凑点本钱“将就置些东西去”,不料“说着钱,便无缘”,只有他自己“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文若虚也“称谢不尽,接了银子”,买了百多斤洞庭红橘子,一则用于船上解渴,二则“答众人助我之意”,已见其为人之忠厚了。带橘子出海受到“众人”取笑,捡了海龟壳回船又受到“众人”取笑,文若虚都没有计较,亦见其人性格之忠厚。尤其是在海龟壳卖了大钱,陡然之间暴发之后,先是把卖橘子所得的银钱拿出来,“每人送他十个”(据小说所写,每个吉零国的银钱重八钱七分),“张大与先前出银助他的两三个,分外又是十个”,“又拿出几十个来”,请张大替他“分与船上同行的人,每位一个,聊当一茶”。接着将1 000两银子“用钱”拿出来,将100两散与船上众人,其他900两全部分给了张大等人,更显示了他性格的忠厚。惟其忠厚,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有爱人之德,无害人之心,所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困难时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在成功时受到“众人”的关心。所以,“忠厚”是文若虚“转运”的性格基础。(二)热爱生活,敢于实践,是文若虚“转运”的心理因素凌氵蒙初把文若虚写成了一个非常热爱生活,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人。“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当坐吃山空之后,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思量着做起生意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就去贩卖扇子,可谓敢于实践了。遇挫亏本以后,继续商业实践,连连折本,被人称做“倒运汉”也不在乎。知道张大等人要走海泛货,就自求同去,哪怕自己一点本钱都没有,根本就置不起什么货也要去“看看海外风光”。正是因为抱着看海外风光的目的去的,所以当商船被飓风卷到一个无人的荒岛岸边的时候,他不顾众人反对,抖擞精神,独自登上“树木参天,草莱遍地”的荒岛观光去了。发现了巨大的海龟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拖了回来,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转运”。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假如文若虚不是一个热爱生活,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朋友们都喜欢他有趣的人,恐怕不会有人来邀请这样一个既没有本钱、且又“倒运”出了名的人同行;假如人家邀请他出海而他自惭没有本钱而不敢应邀,就不会有后来的两次“巧遇”;假如他对海龟壳视而不见,不感兴趣,不想把这件“希罕的东西”费点力气带回去与人共享稀奇,那就不会有后来“转运”而来的巨富了。所以,文若虚热爱生活,敢于实践,禁得起挫折,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心的心理因素,也是他成功、“转运”的条件。(三)精明而灵活,是文若虚“转运”的决定因素文若虚的“转运”,得益于“转运”以前经商失败的经验教训。商业实践使他更加灵活,失败的教训使他更加精明。卖橘子得钱之后,不肯置货,看似保守,实则是从前的失败教训使然。因为他是初次出海,不知道置些什么货回去才能适合国内市场的需要,所以才坚决不听“众人”的劝告。卖橘子和出让海龟壳,都显示出文若虚的精明和灵活。他本没有想到洞庭红橘子可以卖钱,不过是趁着众人上岸之后没人取笑他了,翻检一下橘子看看有烂的没有。摊开在船头上,“摆得满船红焰焰的”,吸引得岸上很多人围观。于是他当众剥了一个自己吃了,这个动作明显是告诉吉零国的人: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看见有人要“买一个尝尝”,赶紧接过银钱,“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目的是让吉零国的人感到一个钱买一只这么大、这么好看的从未见过的而且可以吃的东西,这钱花得值,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掏钱来买。卖了不少钱以后,看到买的人有增多的趋势,而橘子已经剩不多了,就“拿一个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卖了。’”在买者的再三要求下,趁机将价钱上涨一倍。当最先买橘子的那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的奔到船边”,大声吆喝着要全部买下时,文若虚“瞧科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又拿起班来”,52颗橘子“准准地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在玛宝哈的店里,他本不知海龟壳可以卖钱,更不知这东西值多少钱。当玛宝哈问他是否肯卖时,“文若虚是个乖人,趁口答应道:‘只要有好价钱,为甚不卖?’”什么是好价钱,他并不知道,“讨少了,怕不在行;讨多了,怕吃笑”,迟迟不肯开价。张大做手势,叫他讨3千两,他用手势加说话表示1千两都讨不出口。张大开玩笑,说他开价1万两,玛宝哈却说“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于是在众人的怂恿下,尽管“碍口识羞”,还是大胆“讨了”5万两,后来就以5万两成交了。文若虚在面临新机遇、新发展的时候,既能敏捷地把握机遇,又凡事三思而行,这种审慎态度,正是文若虚“转运”的决定性因素。《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的故事,无论是入话还是正话,都有来源,也都有所改造和发展。对题材的改造,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正话源于明代周玄日韦《泾林续记》中所记苏和的故事[11](219页),但凌氵蒙初对商人的看法与周玄日韦有明显的不同。周作开头便说:“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奸商”,反映了周玄日韦对商人的歧视。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奸商”一词从未出现,说明凌氵蒙初对商人的认识比周玄日韦正确。凌氵蒙初对故事本身是有怀疑的,从他将苏和改名为文若虚可知,但他还是用夸张的笔法对故事作了更加详细也更合情理的描写,从中反映了他对于商业和资本的一些宝贵的思想,如前所述故事反映出来的相互需求和资本增殖原理至今也没有过时。文若虚的形象中反映出来的要学经商先学做人,经商和为人相统一的思想,也是非常正确的。凌氵蒙初心目中的商人是应该有些“儒商”精神的,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也应该成为商人为人处世的准则。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文若虚的形象无疑是凌氵蒙初树立的正面典型之一。小说描写了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反映了他们海外冒险的理想,能够使我们从中看到“明中叶后商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有了一定的规范。如四十多位商人同船贩货出海,如福建沿海的外贸吞吐能力,如牙行、用金和契约的描写等都能说明问题。但是,文若虚贩扇子亏本的故事反映了商业储运适应不了市场行情和气候情况的千变万化,玛宝哈和文若虚存放银子的方式反映出当时还没有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商业的更大发展还有待于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