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思想

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　　空想社会主义为何成为空想　　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在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　　圣西门　　在《日内瓦书信》中，圣西门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圣西门认识到法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 西门宣布**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虽然，对经济状况是**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已经明白地表达出，对人的**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思想，即废除**的思想。　　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傅立叶　　傅立叶的著作中包含着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　　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傅立叶熟练地掌握辩证法。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他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　　罗伯特·欧文　　当法国大**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　　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他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　　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　　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区，在这里，酗酒、**、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至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主义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主义**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　　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婚姻和**主义制度的《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书》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表达了最明确的**主义，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　　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区实行了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主义，那里的**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转向**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由于“和谐大厦”的**主义试验失败，他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同时，作为向完全**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　　[编辑本段]新和谐公社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乘风破浪横渡大西洋，驶向美国。　　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立刻去寻找最适合他建立新社会的地方。结果，他用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兴建起来了。　　这个村庄地处丘陵起伏、碧水长流的地带。村外的山岗和谷地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紫红色的串串葡萄挂在绿叶成荫的架下，把村镇周围点缀得分外秀丽。远处，与天际相连的绿茵茵的草场上，牧羊人头戴宽边草帽，悠闲地随着雪白的羊群向前走动。村后的果园里，苹果树、桃树、李树排列成行，好像村子的翡翠屏障。往村子里走，只见街道两旁种着白杨和桑树，还有美丽的金雨树。再往里，是相隔不远的一处处厂房，有面粉厂、鞋帽厂、啤酒厂、麻布厂，另外还有酒坊和染坊。到了村子的中心，可以看到崭新而又整齐的住宅和各种公用建筑，还有会议厅、阅览室、学校、医院和接待室，偶尔也可以见到作为临时住房的圆木小屋。这些房子的周围，是连成一片的小花园。微风吹来，村里到处飘逸着花草的芳香。　　这岂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吗？是的，这的确是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它也确实在这世界上存在过4年之久。它的地址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名字叫“新和谐公社”（或叫“新和谐村”）。　　这与充满**的资本主义腐朽统治下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欧文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朗朗的读书声给全体成员一种欣慰与自豪，他们仿佛看到了“新和谐公社”未来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类的未来。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作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公社的未来发展，全靠这个年龄段的主力军。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以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实施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想看一看这个公社是如何“和谐”的，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公社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甚至连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如美国费城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经济学家和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等人也纷纷前来，热情参加和谐公社的建设。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是这样的吸引人，以至于除赞成者对之大加赞扬外，连反对者也众口一辞、连声感叹。　　但是，“新和谐公社”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它处在整个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且，来参加公社的人形形**，抱有各种目的，有着各种想法，所以，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　　更何况，其总设计师欧文的建设理论也有致命的弱点，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成品缺少，生产少，消费多，产生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致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4年以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了破产。 “新和谐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以欧文为代表的空想家们，毕竟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这种尝试及其思想，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宣言》中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论述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行动，特别是一切**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斯泰尔，建立国内**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派，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