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说一下**交通百年发展史

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治交通史的学者历经艰 苦的耕耘，也取得了丰饶的收获。 一 正如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而**又偏重中枢，遂致吾 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 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 ”、“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历代交通，因而就**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 示出**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 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 白寿彝著《**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 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更 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数十年，**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 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 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 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 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种**公路史、**铁路史、**航运史、**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 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经跨过粗略笼统进行历史总结的“概说”的阶段，治交通史的学者已经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交通历史发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断代研究和分区研究，即取某一时间阶段或空间范围为限定对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综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础。 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 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其 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 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经济、军事、文化 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 “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 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 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7.“飞狐(e114°35′·n39°35 ′)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 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 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 ”9.“云南通**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 今盘龙江。”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 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 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 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他如长安太原道、洛 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 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 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 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唐代交 通图考》第1册，第3—5页)。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 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此书 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甚至某处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廖伯源：《严耕 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年6月)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研究的 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的对比，称作“一个难以相像的奇迹”，以其 丰厚的学术内涵，誉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采用，有“竭泽而渔”的称誉。作 者曾经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 、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但是即使如此，严耕望依然诚恳地表示，“ 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唐代交通 图考》第1册，第2—3页) **交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属于拓荒阶段，因而学者的辩议， 新论的琢磨，都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这样堪称20世纪**交 通史研究之丰碑的学术名著，因多种原因，其中也不无瑕疵。而关于作者本人对其中某 些结论受到批评时所表示的态度，又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严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学者对其 中若干论点曾提出商榷意见。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 道和驿馆＝(《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西北历史研 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驿馆》(《**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 交通》(《**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辑)等论文都对严耕望的有关结论提出异议。由 于当时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条件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受到限制。 据刘健明回忆，1995年9月，**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6届年会，蓝勇提交的论文涉 及对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的评论。论文“肯定《图考》为中 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图考》认为 唐代牛尾驿是今永川长江边的水驿，但蓝勇认为是深处今永川内腹邮亭铺的一陆驿；2. 《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金牛道税人场在今剑阁县南，但蓝勇认为应在广元市南剑阁 县北的石洞沟与大朝间；3.《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开边县在今宜宾县安边乡，蓝勇 认为应在今云南水富县治大滩附近；4.《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红崖， 而在白崖，蓝勇认为在今弥渡坝子(又称红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红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图考》认为秦汉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门道和清 溪道，蓝勇认为明代以来乌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蓝勇因有机会遍游**西南部， 他的论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而提出的。蓝勇的论文在最后还提出严耕望从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种：1.“长期以来**与港台的学术交流不畅，双 方多处于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特别是港台学者往往对**学者的已有成果不够了解， 尤其是对**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在严耕望对唐代西南交通论著中几乎 没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很长一 段时间**台学者不可能深入内地进行大量的徒步实地考察，这也是港台历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原因。”3.“由于条件限制，严耕望主要参考的地图为美国operat ional n**iqation chart h-ll、《申报馆**分省地图》、《国防研究院地图》、《 黎明公司**全图》，这些地图不论是从比例尺大小、地名陈旧程度，还是标绘的 繁简程度和准确程度来说都是与50年代以来**编绘的各种地图存在差距，这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蓝勇：《＜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 区＞品评＝，《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刘健明将蓝勇的论文寄交严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写道：“蓝的评语多能中 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 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 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 已。海外与**国内隔绝，能看到国内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 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 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 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 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 夫，那是最好。”这是严耕望致刘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录者以为“信件异常珍贵”( 刘健明：《笔耕室受教记》，《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 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交通 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 断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还有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新亚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货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学界影响相当大的全汉升的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 ，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作者因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当时漕运对于经济的意义，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镛《隋唐时 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运》(中华书局，1995年)等学术专著，也都对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权 力的重要支撑的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关漕运的研究有较为集中的成果， 体现出对这种交通形式的历史作用的特殊重视。 如严耕望所说，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有的**交通史研 究专著则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经济和**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较重视交通的文化作用，这 样研究角度，或许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区域交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蓝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 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杨聪编著《**少数民 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书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条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条件。杨著汇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区、**、**、青海、 甘肃、宁夏、**等地区交通史研究的收获，进行了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只是论述各 地区古代交通的部分，内容比较简略。 上述**交通史研究专著中，陈小平、蓝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 料相结合，又借助实地考察的收获完成的。 二 以上说到的学术专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 的。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已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这样的专著具有坚实 深厚的学术根基。回顾**交通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一学科分支的基本构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学内涵的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建立的。 在20世纪史学学术史上留有姓名的历史学学者，许多都曾经关注过**交通史研究的 进步，发表过**交通史研究的论著。例如，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长春真人 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经1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 辩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车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车与骑》等篇，岑仲勉《＜西域 传＞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顾 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黄文弼《两 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论古水 道与交通》(《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释古长 江下游之交通》(《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历史的考察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吴晗《传·过 所·路引的历史》(《**建设》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 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 纣行程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刘敦愿《试论古代黄 淮下游之与江汉地区间的交通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等，都是**交通史研究的名作。这些论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内容涉及交通史，甚至关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课题；有些论著发 表较早，后来因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进步，若干论点显得陈旧，但是在当时却曾 经对这一学科分支的进步发生过不宜忽视的影响。 于省吾曾经讨论殷墟卜辞中“+[外辶内至]”字的意义，以为 驲为后起的代字。”(《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79页)《说文·马部》：“驲，传也。”卜 辞中所见乘+[外辶内至]而行的文字，说明殷代已经出现以传递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驲传制度(《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均以礼制道义为释，只有朱熹在《诗集 传》中解释为“大路”、“大道”。不过，在予**文化以特殊重视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级列位和道德准则解说“周行”、“周道”的说法占据上风，对古代交通建设有所肯 定的朱说几被淹没。顾颉刚曾经在《周道与周行》一文中推扬朱熹之说，并且有进一步 的论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杨升南的论文《说“周行”“周道— —西周时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进一步明确 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义，又以金文资料以为新证，指出“周道”应是由 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一种道路的专称。杨文又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 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对于“周道”的特点及其设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联书店，1963年)，陈盘《春秋列国的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关于春秋时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 路交通初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于战国陆路交通 形势的概况进行了总结。 对于汉代交通研究有开创作用，于**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经典意义的劳干题为《论汉 代之陆运与水运》的著名论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从陆 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汉代交通的历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对河济文化之区势成居高临下，农艺之民艰于守御，有国者不得不悉其国力以防胡虏之 南侵。于是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而西北之区遂为**首善。然以 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 。”“今于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之完整，供给 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 。其间不能不有所轻重。”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是就交通论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有关“海运”乃至“海事”之轻重的分析，甚至关系到我们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观课题。秦汉时期，是**古代交通发展历程中成就特别突出的历史 时期。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论文，还有吕思勉《汉代亭传之制》(《学林》第4 辑，1941年2月)，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毓棠《汉代的 交通》(《**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95年)，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 直《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陈沅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严耕望《唐代国内交 通与都市》(《**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浸会学 院学报》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论文(注：除上文提到的论文外 ，又有《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陕古道 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问题 》、《论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东驿馆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王文楚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两京驿路考》、《西安洛阳间 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唐代洛阳至襄州》、《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唐 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 考》(中华书局，1996年)。)、辛德勇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东渭桥记＞碑读后＝，《 唐长安都亭驿考辨》、《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 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都对唐代 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 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邹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等论文，说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点。 元代驿传制度的发达久已受到重视。当时驿传系统联系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李 梦瑛《“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与站赤 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陈得芝、施一揆 《“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国藩《元王 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杂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陈得芝《元岭北行 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辽阳 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论文。罗哲文《元 代“运筏图”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讨了当时水运的具体形式。研究元代水 运的论文，还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袁国藩《元初河 漕转变之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论述明清时期交通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季刊》第4 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 册，1958年)，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 对大运河的治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 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 报》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运组织管理的消极面进行分析，揭露了当时交通制度的弊端 。 对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边地交通、少数民族政权交通，也有一些学者瞩目，发表过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国瑜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思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