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间接税包括哪些

唐朝继续实行均田制。公元624年，颁布均田令，并将前代的租调制发展为租庸调制。规定丁男(21—60岁)、中男(18—20岁)受田一顷(百亩)。疾病残废者受田40亩。**30亩，如为户主则为50亩。所授民田2/10为永业田，子孙可以继承。三年之内每亩种桑50棵，榆、枣各10棵，不适合上述品种地区，可以其他果木代替。8/10为口分田，身死则归还**，授与他人。在地广人稀的宽乡，工商业者也受田，比农民减半；在地少人多的狭乡，工商业者不受田。唐代均田制有以下几个特点：授田对象为男丁，妇女不再受田；限制土地买卖的规定放松，不仅永业田可以买卖，口分田有时(如迁往宽乡时)也可以出卖。另外，奴婢不再受田，只给园宅地(五口一亩，一般人三口一亩)。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颁行租庸调制：每丁每年缴纳租粟二石，户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shi诗〕各二丈，绵三两。如果缴布，则加1/5，即二丈五尺，麻三斤。规定每丁每年服役20天，闰年22天。如果不服徭役，可纳绢或布代役，一天折合绢三尺，称为庸。如果**额外加役，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额外加役，不得超过30天。唐代的庸，正式把部分力役税转变为实物税。唐朝还在租庸调之外，规定了两种资产税：一是户税。户税“以钱输税而不以谷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文献通考·田赋考三》)自王公以下分天下民户为九等，大历四年(公元769年)规定，上上户每年出钱4000文，上中户3500文，上下户3000文；中上户2500文，中中户2000文，中下户1500文；下上户1000文，下中户700文，下下户500文。一品官按上上户纳户税，九品按下下户纳户税，余品依此类推。二是地税。开始按田亩征收，后来改为按户征收，以后又改为按田亩征收。按户等征收时，上上户五石，其次依等递减。按田亩征收的标准是“亩税二升”。无田或少田的商贾户则依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各等依次递减的制度征收。唐朝的户税和地税，对租庸调制贫富无差的缺点起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均田制从北魏到唐中叶前后共实行了250余年。如果从占田制算起，则按丁夫授田的制度断续实行了460多年之久。从公元204年曹操实行租调制到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完全废止，租调制前后有将近600年的发展史。这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赋税制度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从限制土地兼并，保证农民对小块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方面来保证**赋税的基础。第二，注意按负担能力平均赋税。曹魏按田亩征田租，西晋按户等征户调，以及均田制下按丁夫征租调，都体现了这一原则。以人丁为计征对象的租调制和租庸调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劳动者都能占有一小块土地，从事生产劳动，所以按丁计征才有实现的可能。一旦均田制遭到破坏，农民重新丧失土地，这种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就不可能维持。均田制是**把它占有的部分无主荒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对这些土地拥有所有权，而受田农民则获得对这些土地的使用权。在对无主荒地实行国有的同时，依旧保存地主土地私有制。于是出现了封建土地国有制与封建土地私有制并存的局面。二者虽然本质上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但这两种土地占有形式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和矛盾。一方面，封建**企图通过土地国有制限制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恶性膨胀；另一方面，大地主阶级则千方百计要吞噬国有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地产。二者的并存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均田制所实行的土地国有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的发展。但均田制并不侵害现存的土地私有制，不仅如此，它还在很多方面照顾大地主和官僚的利益。唐代均田制对有爵位的贵族和从五品以上官吏，规定可以按品级授给永业田5—100顷，对有战功勋位的，可以受勋田60亩至30顷。这些土地授予以后，即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对官僚地主的优待，使他们的经济势力得以继续扩大，使他们有可能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唐代的均田制比以往的均田制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进一步放宽，不仅永业田可以出卖，口分田在百姓迁往宽乡时，也可以出卖，这就为大地主通过买卖而合法兼并农民的土地开了方便之门。另外，封建**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它之所以要实行均田制，主要是因为土地兼并的发展已经危及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危及了封建政权的巩固。一旦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封建**，就不仅会放任土地兼并的发展，它的当权分子自己就会把国有土地攫为己有，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如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田园遍于京郊的膏腴之地；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在京城周围占有的土地也都是上等好田；宦官高力士等则霸占了京师良田的6/10。到唐中叶，均田制名存实亡。土地兼并重新发展起来。大批均田农民又丧失了土地，成为流民，有的则成为地主的佃农；不是已经丧失了输纳租庸调的能力，就是不再为**所控制，不再为**输税。而大官僚大地主虽然兼占大量土地，剥削很多佃农，却逃避赋税，或仅纳一丁一户的租庸调。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后，造成大量人口流散、死亡，更加促进了土地的集中，均田制彻底瓦解，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维持，**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公元780年，唐德宗任用杨炎为相，开始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开始了**赋税发展史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田赋制度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资产税开始取代人丁税；第二，货币税逐渐取代实物税。这一取代过程虽然经过多次反复，但在**封建社会后期却一直贯彻着，是田赋制度发展的一个趋势。从唐中叶两税法开始，中间经过北宋中叶王安石变法，明中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到清中叶摊丁入地改革，这种取代终于最后完成了。两税法最先体现了上述的发展趋势或变化。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有以下一些方面：量出制入，根据**原来各项财政支出额，确定**的税收总额，再把这个总额分配到各地，按户税和地税两个税种向百姓征收。户税的具体征收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杨炎传》)即不论主户、客户，一律编入现在所居州、县的户籍，在所居地纳税。征税标准，不再按丁，而是按资产征税，不论丁男、中男，一律按贫富即按其拥有的资产的多少来纳税。资产多的多纳，少的少纳。变过去按丁(户)征税为按资征税。商人要在经商所在州县纳税，税率为1/30，大致要和当地居民税负相同。地税则依两税法实施前一年耕垦的田亩数征收。两税一年分夏、秋两次交纳，夏税纳税时间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两税法简化了税制，把租庸调及各种杂税合并，统一征收，税目减少，缴纳时间集中，纳税手续简便。还取消了“不课户”，不仅官吏要纳税，浮寄客户及商贾都要承担两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赋税收入。两税法按资产课税，更适合均田制瓦解后百姓的负担能力，在土地已大部分集中于大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农民多已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如再按丁、户征收租庸调，是极不公平的，而且越来越难于保证国库有充足的收入。而按资产征税，占有大量田产的大地主多纳税，而资产极少的农民则少纳税，纳税数量和负担能力更为相符，税收也可增加。两税法还有一个重要规定，即田亩之税(包括租粟二石及按每亩交粟二升的地税)仍纳谷米，而租庸调中应纳布帛绢绵等实物的部分均改为折钱计征。一般商户占有的不在垦田数内部分的土地的地税，也另折现金交纳。此外，原来的庸并入两税后，改为赋税代替劳役，百姓可以钱代役，劳役租税部分也变为货币租税了。这样，两税法就把很大一部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了。两税法改赋税征实为征钱，是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商品货币经济显著发展的结果。这一改革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同时又必然会反过来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货币纳税，在杨炎提出两税法之前，只在局部地区实行过。两税法把它推向全国，加速了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过程，扩大了货币税作用的范围。农民为了纳税，必须卖出他们的农产品，换回货币；一向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必须和市场直接发生联系，扩大商品生产的范围。这必然会加速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瓦解。所以，这是一项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税制改革。但是，唐代商品货币经济虽有相当发展，封建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尚未发展到应有的程度，以货币税最终取代实物税的条件还未完全成熟。正因为如此，两税法虽然以钱定税，但征收时，又往往配缴实物。由于后来物价下跌，农民往往需要数倍绢帛才能缴足两税钱额，加重了百姓负担。到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采纳户部尚书杨于陵的建议，规定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新唐书·食货志》)。结果又恢复了实物税。两税法的不彻底，还表现在杂征并未取消上。两税法颁布时规定，两税之外，不得多征一钱。但不久就命各州于两税钱上每千文增收200文。到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这种随意加征情况更为严重。五代十国仍行两税法。但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如从后梁开始到后周，百姓于两税外还要交省耗钱，名义是为了补偿粮食征纳过程中的损耗。从后唐开始，又征所谓雀鼠耗，借口备仓储粮食的损耗。后汉时，规定百姓向官府纳钱时以80文为100文，官府付钱时则以77文为100文，称省陌。此外，随田赋带征的附加税还有对农民自制农具所征的农器钱，对百姓造曲酿酒所征的曲钱以及牛皮税等。隋唐时中央仍设三省六部，管理财政税收的为度支部(唐称户部)。下设度支、仓部、户部、金部，分别管理赋税征收事务。唐代州、郡有司户曹参军事与司仓曹参军事，县则有司户佐、司仓佐负责税收工作。乡则百户设里，里有里正担当赋税催纳事务。唐自安史之乱后，地方所征赋税划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留地方使用，一部分交诸道节度使在本道支用，余下部分上交中央，这就是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制度。刑部中的比部专门负责赋税收支监督和审核，国库管理制度也更为完备。唐代的赋税制度唐朝再度统一**，经武德贞观之治，重行均田制，并建立了唐代的新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唐代的农民生活，可以分做光明的和黑暗的两面来说。唐代的农民，在安史之乱以前，生活相当安定而富庶。最重要的是租役的负担很轻，譬如唐初所实行的“租庸调”制，这种制度，都是减轻负担，给人民以方便。当时除了“租庸调”之外，地方上也没有什么苛捐杂税，唐初不征收盐税、茶税，不禁酒，只要**太平，没有战事，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安定而富裕的。所以史称贞观之治是：“外户不闭，行旅不贲粮。”这种安居乐业的生活，到开元、天宝之际，达到一个最高点。因民生之安定，而人口繁荣，物价低落，贞观四年的米价是一斗三钱，开元十三年东都米价每斗十钱，安史之乱后，代宗时的米价上涨到每斗一千钱以上。各地仓储皆满，一个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十几万人，想见其民生之富庶，所以杜甫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事，稻米流脂粟米百，公私仓廪俱丰实。”元结也有诗咏当时的农村生活：“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当时人民不仅平日生活安居乐业，旅行也很舒适。四处路边都有酒肆旅店待客。杜甫描写秦州通西域的驿亭说：“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不过这种繁华和舒适，经安史之乱而全面破坏。以后农村便日益艰难，民生也日益凋敝了。（一）均田制甲、丁年的规制唐代成丁之年的规制凡三变，逐次缩短其年限。丁年即役龄，唐时最初为四十年的役龄，缩短为三十八年，在缩短为三十年。唐初至开元时，二十一岁为“成丁”；天宝三年更定二十三岁为“成丁”；广德元年更定二十五岁为“成丁”。乙、授田的规制1、 唐初规定，一般百姓，丁男给田一百亩（即一夫一妇），一百亩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年老及残疾者，只给四十亩，守寡的妻妾给田三十亩，如改嫁，增加二十亩“永业田”。总之，以二十亩为“永业”。“永业田”作为固定的私人财产，死后传授与承户人（继承者），口分田则收入官府。2、 田有“宽乡”“狭乡”之别，凡地广人少，土地可以按法定额度分配的地方，称为“宽乡”。地狭人多，土地不能按法定额度分配的地方，称为“狭乡”。唐初规定狭乡授田为宽乡的一半。3、 开元二十五年，男子十八岁以上，也得按丁男之制授田。4、 授田以农民为主，工商业者，宽乡按法定额，永业与口分田，都减半授予，狭乡不授。5、 **对于亲贵、职官与勋臣，另有赐给的“永业田”“职分田”与“勋田”。丙、赋役法1、 租庸调制 每丁授田后，每年上缴粟二担，称为“租”。丁男为**服劳役，每年二十天，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服役，可以按日计算，每日缴绢三尺以代替，这称为“庸”。随地方土产，每丁每年上缴绢、绫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缴绢、绫的，另加绵三两，缴布者另加麻三斤，这称为“调”。所谓：“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课户与免课户 租庸调是农民对**的正常义务，但并非全民如此，因为唐朝规定有所谓“课户与免课户”之别。“课户”是一般应有租庸调的户口，“免课户”是受到优待而免除租调的户口。这类不课户的特殊身份，其规定诸如：皇亲郡王以上，命妇一品以上，勋官三品以上，职事官九品以上，老、残疾、寡妻妾与**、部曲、客女、奴婢等，皆为不课户。 （二）两税法甲、 租庸调的破坏租庸调在唐朝的盛世贞观永徽之际，颇具成效，成为**财政的主要收入，但是不到百年，就发生了弊端。主要原因之一，首先是课户与不课户这项不合理的规定。许多课户，设法取得一官半职与勋功，或出家为**，而变为不课户。使得不课户日增，而课户日少，甚至不课户超过了课户。更有许多隐匿逃避的户口。其次是田地的转移。原则上，无论永业田还是口分田，是不许买卖的，如不得已而买卖，也须经过**的核准与法定的手续。可是事实上有许多贫户，迫不得已常常私自转让，将所授之田卖给那些不纳课的特权之户，发生这种现象，**也无可奈何。再则租庸调法的推行必须有完密正确的户籍。到了开元时候，户籍已坏，许多丁口的死亡，田亩的转让都没有登记，户部所上的版籍徒为空文。更有戍兵死亡在外，边将不报，到了兵役满时，仍有籍贯。安史之乱后，人民的流离死亡，地方大乱，租庸调乃全面破坏，无从实施。于是唐德宗时的杨炎就创立“两税法”。乙、 两税法的实施唐德宗时宰相杨炎，指出了当时田赋与户籍的败坏情况。德宗采取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是废授田之制，将人民现有土地，全改为永业，归百姓私有。然后取消租庸杂役。按其田亩收获多寡征税，每年**征税两。所谓：“户主无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率是以代宗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两税法实施之初，据说它的好处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收，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这是说的统一征收，没有版籍的麻烦，但是实行不久，又发生了新的问题：一是说税额固定以大历十四年的额度为标准，然而乡有宽狭，田有丰腴，依然分为若干等级，这些等级也被固定了，总有天灾**上的变迁，这税额是不变的。这是府兵制早已破坏，人民没有版籍的顾虑，也没有“浮游”的禁令，于是田亩税额重的地方人民，都**到税额轻的地方。**是照田征税，而农民的耕作力是有限的，于是税额重的地方，农民的负担更重。所以在贞元四年，唐德宗再次下令“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三年一次审定调整，是很困难的，何况在那藩镇作乱的时候，其执行成效如何，史焉不详，恐等于虚文。二是两税法制定之初，当时**内忧外患，正需钱财，征税额以钱计，农民乏钱，所生产的是实物，于是按钱额折合实物，缴收布帛。后来富豪操纵，钱价上涨，布帛价格下跌，豪商大获其利，农民生计日窘。穆宗时，决定赋税仅以谷粟布帛缴纳为准则，而不以钱计。三是过去的均田“租庸调”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计丁授田，是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现在又恢复了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于是又恢复了汉代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的现象。德宗时陆贽便说：“……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可是法令已行，德宗也无法挽回，后来这种情况日趋严重，经济上弊端百出。其实两税法的推行，也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早在代宗时就已经以亩定税而敛钱了，不过到杨炎时才定为法制。“均田式”的“租庸调”因其不能贯彻而破坏，改为“私田式”的“两税法”，又有其新的流弊，往往一个政策，扶得东来西又倒。而且唐朝中叶后发生的经济困难，很多受到**的影响，其背景因果，十分复杂。 （三）唐代的杂税 杂税是指田赋以外的一切税收，而以盐、酒、茶、关为四项全国性的最大财源甲、盐税 唐人兴起于河东，河东自古为产盐之区，唐初即拥有盐池十八区，盐井六十四所，直属于户部度支管辖，成为**一项重要财富，都由**经营。另外沿海一带的居民，自由煮盐买卖，并不课税。唐初盐价很低，直到天宝年间，每斗不过十钱。而**也无须与民争利。直到安史之乱，**经济困难，才改盐法，把天下山海井灶之盐，一律收归国有，由**官卖，始有“榷盐”。当时官卖的盐每斗一百一十文。凡产盐之区，都设立监院，监管盐务。代宗时再改盐法，由各盐区的“亭户”（**雇用的盐民）制盐，而分别由商人批发销售，于是**的盐利收入大增，天下的赋税收入，盐利占了一半。但是**的收入虽增，多了一层中间商人的剥削，盐价到德宗时，河中的池盐，竟卖到三百七十钱一斗，。以后战乱频仍，**军政所需，都依赖于盐利，地方的盐务又被藩镇所**，**屡次欲评定盐价以解民怨而不能。于是各地盐价有增无减，百姓铤而走险，盗卖**的渐多，**不得不用严刑峻法来约束。唐末随着**的腐蚀、地方的叛乱，盐政的本身也弊端百出。河中藩镇多次的叛变，都与争夺盐池有关。到这时**未受其利，而百姓深受其害。乙、酒税 唐初无酒禁，直到唐肃宗时，遭遇安史之乱，为了节约与严肃风气，曾规定京师禁止卖酒，非朝廷祭享宴会大典，不得饮酒。到了代宗广德二年，颁布限酒法令，确定天下各州的“酤酒户”（酿制与卖酒之家），并限制其酿酒的数量，按月征收酒税，此为酒税之始。 到了德宗建中三年，又禁止人民酤酒，改由**专卖，开办酒肆酿酒，每斛取值三千，有私自酿酒者治罪，当时以这笔官卖酒钱补助军费。到贞元二年，天下开办酒肆出售酒的，每斗征收酒税五十钱，凡是代**经营官卖的“酒户”免除徭役。文宗年间，全国酒税的收入是一百五十六万多缗（一缗等于一千钱）。到了晚唐，政令紊乱，时而官卖，时而民营，变易颇为负杂。丙、铁税 盐酒铁自汉代以来，经常是三项**专营的事业。唐朝的矿石生产主要是银、铜、铁、锡，而黄金不多。据《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全国官营的上述四种矿场有一百六十八处，此外也有地方私人开采的矿业，在玄宗时征收赋税。宪宗元和年间统计，全国一年所开采冶炼的铜有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藩镇之乱，矿业多为地方所把持，文宗时，曾将其划归州县，当时中央所能统辖的矿区收入，还不能抵一个县的茶税。丁、茶税 唐朝多了一项特别的收入，就是茶税。饮茶到了唐朝已成为了全国人的普遍习惯，和盐酒一样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在唐初也和盐酒一样没有征税。从安史之乱后，**多方开辟财源，才又增加了一项茶税。 唐德宗贞元九年，开始征收茶税。方法是：于产茶州县，茶山所在之地，在茶商经过之地，普遍设置收税机构，按茶品分为三等估价收税，税率是茶价的十分之一。当时每年所征得的茶税有四十多万缗。穆宗时，茶税率增至值百抽五十。后来茶税有增无减，茶商经过之处，地方州镇，往往重重征税，百姓不堪其苦。同时私贩渐多，**控制茶税的法律也日益严格，私贩超过三百斤且连犯三次者处死。宣宗时制定了“税茶十二法”，说明晚唐时，**如何重视茶税。戊、关税 关市之税，由来已久，至德宗时而加重，与各关卡津口广设税吏，征收过往商人的货物税。税率是每千钱（缗）税二十，竹木茶漆则税十分之一。后来这项关税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仅税及商人，而且税及旅客，不仅税及商品，而且税及非商品，发生扰民的现象，税制日滥。 唐代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广州、泉州、杭州等地，管理对海外的通商，都设有市舶司，监督管理通商事宜与征收市舶税。己、其他杂税与苛敛 晚唐杂税很多（其中有许多临时救急的措施），其中有“买告身与度牒钱”、“户税”、“青苗钱”、“率贷钱”、“房屋税”、“除陌钱”等等。 从黑暗的一面来看看唐代农民的生活状况：第一是赋役的不均，实行租庸调制的时候，就有课户与不课户的区别。譬如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的统计，八百九十万户中，不课户竟有三百五十六万户之多，几乎占了天下户口之半数。这些不缴租税的户口，除了法定的鳏寡孤独废疾之外，其中包括很多的豪强户。这对于其他缴税的良民来说，是个很不平的现象。在安史之乱的前后，版籍不实，租庸调法已坏，地方豪粮富户往往私自收买口分田与永业田置为“庄田”，私改簿籍，任意兼并，授田之法，乃名存实亡。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一般小农民向大地主租田耕种，于是有官税私税之别。地主用假名籍向官府纳税，而向佃农征收私税，私税有达到公税的二十倍的情况存在。这完全恢复了汉代末叶的土地病态，这又是一种不平的现象。老百姓的租赋不均，负担又重，加上兵役和匪乱，于是发现了大批的逃户和欠租。**多难，税收不足，于是严令搜查逃户和收缴欠租。百姓不服者，就施以严刑，农民不胜其苦。这是第三种不平的现象。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日益**，体现在赋税制度上的就是对百姓的盘剥日益严重，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复盛唐时的景象。据上述唐代的税收概况，可知唐初，一般的赋税很轻，所有重要的税收尤其是苛捐杂税，都始于安史乱后，这都是受了当时军事纷乱，地方割据与****的影响。可知经济与**军事的互为因果关系。 参考书目：1.《新唐书》2.《旧唐书》3.陈寅恪《唐代**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4.李树桐《唐史考辨》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