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儒家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这为科技发展，科技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土壤。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尊重知识，故儒家文化可定位为知识文化。儒者们运用知识谋生，属于知识集团这一类职业集团，这就决定儒者本身须有丰富的知识。所谓儒者，顾名思义就是指读书人，就是指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家。所以大凡能号称为大儒者，必为温文尔雅，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之士，必为人们所羡慕之人。以孔子为例，他不仅精通六艺，而且多能鄙事，天文知识水平甚高，可以预测天气。周游列国，地理知识丰富。可谓是样样懂、门门通，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就能概括得了的。难怪我们后人称赞他为“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并且他把这种精神升华到以追求知识为人生目标的境界。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士志于道”。（）你说假使天底下的人都像孔子一样博学，都像孔子把追求知识为人生目标，那何愁科学技术不发展呢？最难能可贵的是，他那种献身教育的精神。“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君主宁愿实行孔夫子提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策，也决不会普及教育”。[1]他带头兴办私学，冲破这**策的束缚，这无疑会促进教育的发展他那种把追求知识为人生目标的精神也曾激励着多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布衣之子，步入了仕途，穿上了绸缎，步入了知识集团，以知识谋生。从而扩大了知识人物的范围。如后来担当起科研重任的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等无一不是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成长起来的儒者和科学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自重理念，虽有轻视体力劳动之嫌，但也突出了掌握知识的高尚，表明了他崇尚知识的本质。人人都怕穷，人人都想富，所以有眼光的老百姓，即使再苦，也会想尽办法供养后代寒窗苦读，一步一步地赶考荣升、光宗耀祖。“‘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成了老百姓羡慕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造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1]他这种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师重教的精神后来一直在儒家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如“儒术独尊以后，**历史上似乎没有发生过如西方那样把科学发明家或我国大儒者送上断头台的恶性事件”。[3]这无疑有利于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文化知识的积累。而文化知识的积累又是一切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前提条件。因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重视教育与知识的传统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所以这不能不是儒家文化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二、儒家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精神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柱。科学思维，科研活动均以自然界的现象，变化过程与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现实过程中，因为受客观规律内在性的限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及主观思维能力的限制，在科学活动总难免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同时由于科学是向前发展的，如果一取得成绩就止步，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中所蕴涵的那种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精神作为精神支柱的话，那科学就会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儒家文化中有两句名言集中体现这一精神。它们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其义为：“自强不息”是天的德行，“厚德载物”是“地”的德行，即“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的，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既能独善其身，又能兼备天下，就必须自幼年至壮年，由壮年到老年，都要不断向学，积极修持，进德修业。孔子一生就是这样勤学好问，孜孜以求才达到这样一位举世皆知的大儒者的”。[1]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学而不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可以无大过矣。”()他的这些话实质上已经包含了我们今天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关系原理。这一原理说明，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基础，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事物的质变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而是不断积累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的科研活动是很有帮助的。在科研活动中，我们必须按照质量关系规律扎扎实实地工作，“不靠投机取巧，不走歪门邪道。不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都要‘一以贯之’、‘遵道而行’、‘不可半途而废’。还要求我们积极“求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客观事物，对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科研目的”。[2]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沉着冷静地探求事物的来源及其事物发展规律，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进。三、儒家文化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与科研精神的核心及灵魂是相符合的。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离开了创新，那么它不久就会衰退以至灭亡。一个文化派别也是如此。儒家自产生以来，每时每刻都在发挥它的创新精神。儒家中同一个时代的每个有影响的人物之间，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之间所体现的精神是不相同的。这是它首先在百家争鸣中不至于被其它派别所压倒而逐渐强大起来的原因。随着时代的变化，儒家则不断总结，吸收上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注意观察，总结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文化特征；更新观念，日臻完善，以至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如孔子在基础上创新出自己的“仁政”理论。向往**，尊重**，但也不乏隐晦之处。到了孟子时，他“具有质疑精神，积极思考性善论”。[8]这是孔子所不曾思考过的问题。“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君”，不再受前人成就、既定结论及**权威的影响，得出自己的心得与独立的见解。再把它运用于社会、运用于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持之以恒，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则事不可不成矣。如孟子自己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虽有天下易生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就是这种创新精神的体现。这些精神使孟子生活在不鼓励人创新的时代而脱颖而出。到了荀子，他认为人定胜天，治乱与天无关。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他又是一个无神论，无鬼论者，使儒家思想向唯物主义发展，开创了儒家思想的新时代。这是他在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还有他不象孔子、孟子一样主张世袭，他主张反世袭，主张贤亲结合。中央**必须集权。为秦朝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儒家文化从此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成为**主流文化的起点。所以他可以说是先秦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假使孔、孟、荀三人没有这种创新精神，儒家能创立吗？能逐步发展，符合时代的需要吗？所以我们说儒家文化是充满创新精神的文化。我们知道，科研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最有意义的活动。如果离开了创新，只知展示事物的现象、过程，而没有人的高级思维活动，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规律吗？能谈得上科研活动的成功吗？即使有现成的科研成果，如果我们要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同时需要有人类的创新活动，这是不难理解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创新是科技发展的源泉、活力与灵魂，这一点与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是不谋而合的。那么从这一点来看，难道儒家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这种精神不正是我们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吗？难道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吗？我们从自然辩证法中可知道，如果一个系统要能在周围环境中能良好地生存。那么，它就必须是开放的系统，远离平衡的系统，要与周转环境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流。我认为，儒家就是这一种非常开放的系统。所以我欣赏儒家文化，我是不赞成有人说儒家文化是保守封闭文化这一观点的。在它的指导下，历史上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也是丰富的。正象李约瑟自己所说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在公元后十三世纪中，**科技发明像奔流的潮水一样涌入欧洲。”[9](p3)我们纵观历史，凡是儒家盛行的时代，必是我国科技发展迅速的时代。如汉朝和宋朝就是两个这样的典型时期。不仅如此，它对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科技发展问题，许多社会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四、儒家的**观及育人、选人、用人观为科学家的培养与成长提供具体的标准。科学发展要求科学家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质、较强的专业知识和其它广博的知识，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具有求实创新，认真扎实的科研精神。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要遵守其成果的普遍性原则，公有原则、不谋私利原则、普遍怀疑原则、毫无偏见原则，所以对科学家的素质思想品质要求是很高的。假使他有借科研成果谋取私利、独占其科研成果的坏思想，或在科研活动中抄袭别人的产品，那么他就会受到其它科学家猛烈的攻击，就会被全世界人民认为是一位可耻之徒。这样就对己对他人对**是无益的。所有这些科学家必须具有原则和品质，恰好是儒家的育人、选人、用人的标准上得到具体的体现。这可以用孔子的育人用人观来具体说明：孔子重视智育、也重视德育。他认为用人须先育好人，而育人关键是德智并重。要求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志子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先”。（《论语.雍也》）注意因材施教，常常带领学生考察风土民情，注意书本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至于什么是人才，他首先认为人才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他指出“尚力者不纪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7]德在人才中首当其冲，具体表现为“仁”，仁者爱人的爱民的博爱胸怀，同时人才须有又红又专的知识水平，因为知识和能力是分不开的。他坚持“内外相济的识人观，内在素质指一个人良好的道德情操，坚忍不拔的心理素质。外在素质指一个人良好稳重端庄的形象及与人和善，不卑不亢的人际交往能力”。[6]在用人方面，他也有自己独到的标准。他认为对于**来说积极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相当重要的。例如他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颜渊》）他对选拨与任用人才者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阐述了一套选拨和使用人才的原则和方法：选人者要任人唯贤，公正无私，要对人才全面考察。正如他说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为政》）把“质直而好义”与“色取仁而行违” （《颜渊》）区分开来，做到“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礼记.儒行》）另外要广泛地众人意见，但不以世俗毁誉定取舍，要不分出身贵贱和地位高下，对德才兼备者大胆提取破格任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举》）“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同时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嫉贤妒能。要量才而用，最大程度发挥其特长”。[7]这一些对于孔子以后的统治者用人，今天的选人用人确实起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指导作用。我们今天需要千千万万德才兼备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我们可以从孔子的人才观及其用人思想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诲和启示。当然，人才的培养须有一个平等自由的宽松环境，在**和充满了欺诈行为的社会中也是培养不出一个好人的。所以儒家的“仁”，的**观对后来的社会制度，社会上的为官者及社会上的凡人均提出“仁者爱人”的普遍理念，要求他们建立一个“平等、博爱、自由”的“仁”者社会，这对于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社会制度是不无意义的。五、历代儒家所确立的经商原则，有助于商业中良好商业秩序的形成，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我们知道，一个**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是通过这个**的生产工具表现出来的。如果一个**的生产力水平低，工具就落后，生产能力就低，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专业化能力就差，那么商业活动就差。反之如果一个**的生产力水平高，生产工具就先进，生产能力就强，通过市场买卖的产品就多，商业就发达。所以商业活动动就紧紧地与一个**的生产力水平联系一起，反映了一个**的科技水平。同时商业活动能力的高低，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对一个**的科技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这就是我要分析儒家文化对商业影响的原因。早在儒家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器的使用，生产力水平有明显的提高。此时的“农、工、商三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商人地位显著提高，达到了几乎可以与**抗衡的地步”。[4]象孔子这样的大儒家尽管重文，但由于无钱，不得不经常得到大商人子贡的帮助，所以心情复杂，不得不承认大商人的地位和作用。他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里仁》）由此看来孔子并非不要富贵，只是讲富贵要符合道义，因而确定了从商的基本原则。后来有些人常把它看作儒家文化保守的典型。其实我们不难从后来的古今中外许多成功的商业巨子中可以发现，这种观点是相当错误的。尤其到了孟子时，他提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论。反对超越功利而空谈义理，主张把义建立在利之上。他们所讲的“义”大概就相当于道义，不欺不骗，遵纪守法，诚实经商的意思。后来，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正其功”更加强调了这一点，使商业中的利义关系更加明朗化，地位不断上升，几乎成为一种法则。“明清时期儒家中的另一支‘实学’派，主张经世致用，造成义利并行的价值观，为儒家思想与商业文明打开了一条通道”，[4]促进了**及其邻国经济的发展。（如日本的道德经济合一说就是儒家思想的翻版。）因为“保持儒家传统作为一种安定社会的力量，这对维系整个社会的敬业乐群精神，对于创造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重要性。”[4]所以儒家文化中关于商业中的原则可概括为义利并重的关系。我想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要想发展生产，发展经济，首先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才行。而安定的环境则需以一个地区的诚实平等的人际关系为条件，所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那个地方，那个时期的经济就会陷入萧条的处境，就会停滞不前。儒家文化恰好就从改造人的角度出发，给商业活动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因而也就客观上刺激了科技发展，生产的发展。因而这也算是儒家文化中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