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提出的救亡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在运动兴起之前就产。　　早在1877—1879年留学英国，严复就广读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并考察了英、法的社会实际，为其维新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接连失利，在民族危亡的时势刺激下，严复接连发表政论，提出变法救国理论。1895年3月上旬， 清军在辽宁前线一败涂地。严复于天津《直报》（一家由德国人汉纳根所办的中文报纸）发表《原强》；3月中旬， 日本逼迫清廷派遣李鸿章赴日谈判，严复发表《辟韩》；5—6月间，清廷被迫签约，举国哗然，严复又陆续发表《救亡决论》。在这几篇文章中，严复首次提出了要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自强之本。严复说：“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西方**学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定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轼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由是严复考察了**“民力、民智、民德”的状况，得出一个基本的评价：“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注：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5页。 ）进而大声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具治标则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注：同④，第27页。）“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注：同⑤，第15页。）　　严复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并做了具体的阐发。首先，严复认为，衡量一个**强富的标准在于“三民”：“国之强富贫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上而后政法从之。”（注：同④，第25页。）反之，如果“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注：同④，第26页。）则富强难行，甚至导向**亡种的境地。严复说：“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被外族“奴使而虏用”、“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注：同⑤，第12页。）那么，距“无以自存、无以遗种”的境地也就相差无几了。其次，就**的情势而言，谋国救时的根本在于“三民”。严复指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强之本也”，（注：同④，第32页。）图强必须标本并治，“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表，而表将自立。”（注：同⑤，第14页。）“表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表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表非所附，虽力治表，亦终无功。”（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5页。）　　那么，“三民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严复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主张：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缠足，使人民体质增强，有强健的体魄，作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础；　　所谓开民智，主要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使人民打开眼界，扫除蔽障，启迪新知；　　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创立议院，各级官吏由公民选举，以改变封建**，使人民养成爱国公德，“合天下之私以为公”。（注：同④，第31页。）　　由此可见，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志趣不同，严复从一开始就将着眼点放在“民力、民智、民德”这些国**体的革新上面，深刻认识到**的救亡问题，其根本在于国**体的程度的提高。从这一点出发，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主张，是一种貌似缓进、实则坚实的独到之见。这一思想，同时也决定了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具体表现，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当其他维新志士致力于**活动和制度变革时，严复却以发表政论、提供思想为己任，并且他的思想比康、梁等人的**活动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力。　　　　　　二　　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思想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包括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和对辛亥**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严复在各方面都趋于保守，从批判封建**转向反对共和，从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回到封建主义旧学。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其对“三民”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戊戌变法过程中。严复并未参加比较重要的**活动，仅蒙光绪帝召见一次，略陈变法对策。事后应光绪帝之命，缮抄《拟上皇帝书》准备呈进，但尚未完成而**已经发生。变法失败后，严复感慨“临河鸣犊叹，莫谴寸心灰”，（注：严复：《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4页。）幸而与康梁关系不甚密切，免于株连。但严复自此更为远离**旋涡，潜心于教书、译书、著书，继续为实现**的富强做奠基的工作。1900年义和团之役后，严复避居上海，脱离水师学堂和海军界，专心译书。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说》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甑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社会**学术著作，并写下了许多精辟按语。1906年，自著《**讲义》。在这些著作中，严复进一步表述了他的“三民”思想。严复继续强调，要使**得到真正的治理，仍要从“三民”入手：“所恃以救国者民，而民之智、德、力皆窳，即有一二，而少数之不足以胜多数，又昭昭也。”（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8页。）“夫民德不丞，虽有尧舜为之君， 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一治之余，犹可以乱也。”（注：同①⑥，第969页。）严复还深入阐明了“三民”与**的关系。严复承认，**是“治制之极盛也”，（注：同①⑥， 第957页。）但**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注：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891页。）因为“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的第一要求是平等，而“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如果做到了这三点，那末，“郅治之**至矣”。（注：同①⑥，第957页。）“未见民智既开、民德既蒸之国，其治犹可为**者也。”（注：同①⑥，第986页。）　　为了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程度，严复将眼光投向了教育。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提出**三大患在愚、贫、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1905年，严复因开平矿务局讼事赴伦敦，**此时也恰好在英国，特意前来拜访。这是两种救国方案的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会面，严复不能赞同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正在为之不懈努力的**救国方案，而坚持自己的“三民思想”，坚持教育救国。严复告以**说：“以**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严复自己也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之中，大量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后辈青年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　　然而历史的发展正如严复所预料的两难：“民智未开，则不免于外侮，民智既开，则旧制有不可行，行则内乱将作。此不易之道也。”（注：同①⑥，第979页。）1911年，辛亥**爆发，**清室， 建立了**。对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严复是怎样看待的呢？　　耐人寻味的是，严复对辛亥**和共和制度均不以为然。严复很早就“以**为深忧”。（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0页。）在严复看来，所谓**风潮， 导致各种魔怪“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注：严复：《〈古文辞类纂〉评语》，《严复集》第4册，第1218页。）只会破坏秩序，带来灾难。 严复是反对这种暴风骤雨式的**的，认为“**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32—633页。 ）武昌**一爆发，严复就警觉到“吾国于今已陷危地”，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他还致书英国记者莫理循，指出如果**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的起因。”（注：络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姆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 784页。）　　严复认为共和国体不适合于**。严复对世界**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共和政体在欧美诸邦也是不得已之制度，从效果来看，“乱弱其常，治强其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第662页。）就**来说，地大民众，尤其不适宜采共和政体。 他坚决不相信“以**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44页。）武昌**爆发后，严复曾“直接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是不适宜于有一个象**合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的”。（注：同②⑨。）甚至在共和告成已久，他还设想，“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注：同③⑩。）　　正因为如此，严复在后期的著述里，对辛亥**颇多微词，反复强调辛亥**是一场错误，对**党人也屡屡表示了切齿之痛，斥之为“乳臭夷奴”（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08页。）、“四万万众之罪人”，（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1页。）是“以什百狂少年，掀腾鼓吹**之变”。（注：同③⑤。）在他眼里，辛亥**带来的决非福祉，而是灾难。**使“世事江河日下”，“恐后之视今，有不及今此视昔也”。（注：同③⑤。）一言蔽之，“**共和其大效今日可见，群然苦之”。（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3页。）当然，令严复更伤感的是，他孜孜以求的强国根本——教育，在**以后，“不特弹无，听亦无矣”。（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4页。）　　　　　　三　　这便形成了近代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严复年轻时留学英国，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致力于西学救国，曾是**思想界最先进的一分子。他的牛马体用之喻对打破中体西用论起到了振聋发愦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全盘西化论者。他的思想曾经一度超前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可能，有论者指出，当严复提倡**立宪的民治主义时，“似乎除了少数人以外，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注：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然而时过境迁， 当历史的潮流已经选择了共和**时，严复却成了反对**、反对共和制度的保守人物。但是，严复晚年**观念趋于保守，包括反对辛亥**和共和制度，和封建顽固派是截然不同的。严复不是从祖宗之义、圣贤之训来反对**和共和，其**态度变迁的思想根源，就是他的“三民”思想。　　严复对戊戌变法做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对于变法的夭折深以为痛，但同时也认识到，没有民力、民智、民德的进步，这种缺乏基础的变法是难以奏效的。严复说：“民智未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的前途，必须寄托在培养一批了解中西社会情形的智慧之士之上。如果洞识中西实情的人士日益增多，则**“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25页。）“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39页。）　　辛亥**给**社会带来的变化自然远远超越了维新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严复对其“三民思想”的坚持。辛亥**发生后，严复把社会的进步仍然首先归结为“国民程度”的进步。这个国民程度，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民力、民智、民德”。严复说，**和社会的命运，“以民德为之因”，“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1页。）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共和，也只会是**其表，**其真，“民智卑卑，号为**，而专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注：同②③，第1551页。）　　那么，辛亥**后**的国民程度有没有真正的提高呢？在严复看来，没有。他痛感**人的程度是“真不足”，（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真无足言也”。（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66页。）或是“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0页。）或是“看事最为肤浅，且处处不是感情之奴隶，即是金钱之傀儡。”（注：同④⑥。）这种程度的人民，是不适宜于**共和的。严复以**为深忧的道理即在于此，所以，武昌**一爆发，他还亲赴武昌，以国民程度不合于共和**来劝说**党人。严复早就认为，使**真正走向富强，只能渐变，不能骤变，在一切外缘内因皆不具备的条件下，“骤用新制，无异驱电车以行于蚕丛ｄｉé＠①ｎｉè＠②之区”。（注：严复：《说党》，《严复集》第2册，第299页。）他在致莫理循的一封长信中明确表示，“**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注：同②⑨，第785页。）所以严复所追求的， 是要创造一个安定的秩序，切实提高国民程度，继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宁谧，俾以休养苏醒，渐企高等程度之民，则如天之福也。”（注：同④③。）　　不过，反对共和，与拥护封建**应当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实，严复也说过“天下仍须定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的话，（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但这仅仅是从**有“恢复秩序”的功能而言，不是**学意义上的“**”。严复希望渐变，却不是不变，而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把封建**渐渐引导向立**体。在武昌**后大局未定的情况下，严复曾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提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注：同②⑨，第785页。）1915年袁世凯称帝，严复不以为然， 虽被列名“筹安会”中，却没有多少实际的赞助。1917年张勋复辟时，严复曾抱有一丝希望，指出复辟后“刻不容缓者，实立宪而已”，“首改宪法，次集国会”，除了皇位统于一尊之外，其余“则于共和国体等耳”。（注：严复：《与陈宝琛书》，《严复集》第3册，第504页。）。可见，对于共和的一些本质内容，他是赞成的，只是考虑到国民程度，于避免引起破坏性的社会动荡，严复不赞成采取激烈的**手段，也不赞成废除帝制。从这些可以看出，严复反对辛亥**，与封建顽固遗老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其救国主张的一个基点。为挽救民族危亡，近代各个阶级的代表、各个**派别的人士都提出了各自的救国主张，与康梁、孙黄等**活动家不同，严复的“三民思想”代表了近代救国主张的另一路径。　　晚年严复**上趋于保守，以“三民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一种明显的失策。这反映了他对于近代**社会矛盾发展的判断已经远远落在了时代潮流的后面。清末民初，**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提出了**的要求，使得以激进方式展开的**救国方案具备了历史必然性，这已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回避、放弃、遏制或告别得了的了。在这种形势下，严复株守“缓进”之见，以“民力、民智、民德”的不足作为反对**、反对社会进步潮流的理由，因此，作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启蒙者，在晚年被自己所参与启蒙的进步潮流所抛弃，就严复而言，是一场个人的悲剧；就整个时代而言，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历史现象，尽管这一现象不仅仅表现在严复一人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严复的“三民思想”同样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它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所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国民程度的提高，或者说正是严复主张的“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资产阶级**派通过长期斗争，最终以激进的方式**了帝制、建立了**。但“重武轻文”一直是**派救国方案中的致命弱点，也严重影响了**成果的巩固。严复的“三民思想”，正是**派所忽视的方面，反映了严复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比**派要更为深刻。遗憾的是，在近代**历史上，这两种救国路径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机的结合。出现在历史前台的纵然是**潮流，接连取得了**上的不断进步，但却缺乏国民程度提高的基础性支撑。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及其以后出现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只能处于历史潜流的地位，没有充分发挥为**现代化奠基的作用。　　严复的“三民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对于21世纪**现代思想文化的走向，具有开启性的意义。有论者列举**思想与严复思想变动相合之处，有五四以后的全盘西化、**的训政思想、30年代本位文化建设、****主张，等等，（注：同④⑩，第2－7页。）虽未为至论，确也是有的放矢。目前**的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制度方面取得种种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现阶段“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重视教育和科技，为21世纪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今天我们深入研究严复思想的现实意义。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