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具体是怎么发展经济的？

提及义乌，几乎所有东南沿海的**人都会在脑子里反应出一个词：小商品市场。是的，这个现在看来是浙江甚至**经济活力最为强劲的县级市，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围绕着小商品市场在进行。作为一个标志，义乌在央视的城市形象广告上描述自己是“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这个城市只有1000平方公里出头的面积，本地人口是60多万，但几乎容纳了一倍的外来人口。而且在这些外来人口中，还有相当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官方的数据说是8000人，而根据记者了解，民间的说法高的达到上万人。 草根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坚持和深化“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以培育、发展、提升市场为核心，大力推进工业化、国际化和城乡一体化，走出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发展之路。　　“这个地方原来很穷，农业自然条件不好，很多农民只好外出经商，摇拨浪鼓卖糖。义乌**在当地老百姓生存都困难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都在驱赶‘马路市场’的时候，只能考虑接纳他们使之能够生存下来。不敢说义乌市领导有先见之明，当时只是出于一种本能：为了扶持农民，为了发展经济。”**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浙江行政学院副院长马力宏向《**经济周刊》表示。　　正如马院长所言，今天的义乌是波浪鼓里摇出来的，虽然义乌领导没有先见之明，但义乌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义乌人敢为天下先。上世纪80年代初，义乌在全国率先放宽个体户工商登记，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开放城乡市场。放开手脚经商的农民如鱼得水，纷纷加入经商队伍。这期间，部分经营户通过经商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买进机器办起加工厂，形成了“前店后厂”工商一体的家庭经营模式。　　义乌**的慷慨接纳使当地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改善了，从**角度讲，税收增加了，城市发展就更有底气了。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市场一经形成，流通量大了之后，商人们就蜂拥而至。一时间，金华、永康等地方的小商品都集中到了义乌，义乌市场逐渐强大，最终形成了一个集散中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赫赫有名。平面地描述义乌是困难的，在几大市场密如洪水的人流、物流和几乎看不到的资金流中，你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义乌。好在我们更试图从纵向去解剖这个一无资源，二无**投资的草根城市发达的路线。这样会清晰得多，也会容易得多。鸡毛换糖：民众贸易的草根基础义乌商人宗承英现在成了企业家，他递过采的名片是义乌梦娜袜业公司的总经理。工厂的规模不小，员工有3000多人，是义乌数得上制袜厂。尽管人们提**乌的袜业马上会想到“浪莎”，但是宗似乎并不认可“浪莎”的工厂做得比他们两兄弟的好。“他们比较重视宣传，因为主要的市场都在内销上，所以品牌很重要；而我们的销路有很大一块在外贸上，所以在宣传上比他们要弱一些。”　　“我在商海里扑腾已经有30年了，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做企业上。以前碰到过一个做生意的女老板，她很羡慕我们做实业的，心思少。可是我对她说，做实业实在是一件很累的事，利润倒反而是做生意的好得多。要说实业，那也就是一个稳字，其他和做生意都没法比。”　　宗有资格来说这个话，因为他就是一个从生意人转化过来的企业家。而在义乌，几乎所有的本地企业家都是从生意人转过来的。　　“最早的时候大概要到1970年，我就开始做生意了，从鸡毛换糖开始。所有义乌上了年纪的生意人都是从这个小生意开始的。没办法，义乌穷啊，人均地只有几分，如果老实呆在地里的话家里吃的肯定不够。所以农民都时兴在家里用红糖熬成糖饼，用担子挑着到外面去换鸡毛，回来到社队企业里可以换点钱，他们用鸡毛做浙江城里家庭常用的鸡毛掸子，这点钱拿来贴补家用。”　　“鸡毛换糖时间做长了，人心也野了，总想做点生意。后来就偷偷地找到苏南的一些社队企业，找关系批点钮扣之类的日用品来本地的小店卖。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所以得偷着干。前一天在生产队里请好假，夜里就出发，走到义乌车站，坐晚上的汽车到嘉兴是早上，换到苏州的车，中午到苏州，下午到厂里拿货立即回头，晚上到嘉兴，坐夜车回义乌正好是凌晨直接下地干活，收工了以后再把回来就藏在家里的货拿到要货的小店里。”宗说这样辛苦两天的收人大概就可以相当于在生产队里一两个月的工分值。对于宗的这段经历，老资格的义乌本地退休干部冯志来评价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根源。“如果没有这些老百姓被生活逼着走出这条路，义乌接下来的小商品市场就是开起来了也不会兴旺。他们在一条条贸易线路上走来走去，摸熟了每条线路的货源、下家，才有了市场的根基。而这些根基的起点，几乎都可以归纳到义乌传统中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鸡毛换糖中去。”从地摊到大棚的起步1984年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关键点，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看到了义乌街上越来越多摆卖各种各样商品的人群，在**形势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决定把这些马路摊收归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于是决定投资几十万建一个大棚。小商品市场的雏型就这样诞生了。据义乌本地的新闻报道说，因为这件事，谢高华这个本地干部到退休之后都受到本地人的高度尊敬，义乌的第一代商人还经常会把一些礼品送到这个已经毫无权力的老人家里。在某种意义上说，建一个大棚本身是小事，但在民众看来，却是一级**对原来处于谁都不管状态下的市场的认可。　　而此时宗承英在干什么呢?他在跑单帮。“当时我去了广西做生意，一开始是在柳州桂林摆地摊，卖的还是日用品，而且是什么都卖。但是货源慢慢地从苏南地方转到了义乌本地，因为这时候义乌人已经有很多从苏南拿货到本地卖了，他们拿货量大，价钱比我们拿得便宜多了。而我们就在义乌拿货销到外地去，一年到头在外面卖，每年回来几次而已。”宗记忆犹新的是广西的小偷特别多。“但是他们不大敢偷义乌人的，因为那时候在那里的义乌人已经很多了，而且相互很团结，小偷知道偷义乌人东西被抓到是很惨的，经常会被打个半死。所以我们的势力在当地也很大。”　　“后来当地也开始建市场了，我们就进市场经营。而我的经营范围也就缩小了，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卖钮扣，并且开始和家里人有了分工，有人专门在义乌和温州的桥头拿货，我在广西那边卖。那时候浙江人在广西那边的也越来越多，生意的利润很薄。不过我的生意还好，赚的就是断货的钱，我经常在市场里转，努力做到到货时间和人家不一样，别人大批货到的时候我不出货，专找大批摊位快没货的时候让义乌给我发。因为服装厂里来任务是没数的，而且时间很紧，如果市场货多他们就压价，没货的时候你涨个一分两分他们也要。这种生意的赚头就大了。”　　这个阶段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基本上就靠宗承英这样的商人在外面卖货支持着。与全国当时大量出现的地摊式和大棚式小商品市场没有多少区别，如果一定要说区别，就是支撑着这个市场的商人们因为眼光的不同而把在本地集散的商品多卖一点还是少卖一点的差别。宗承英与广西市场中其他地方商人的差别，最终将使义乌在小商品市场中脱颖而出——商业上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出货多，拿货的价钱就便宜，如果能始终保持着这种便宜的价格，这个集散地就成为一块洼地。洼地效应和种类的扩大“慢慢地，其他地方的人都知道义乌拿货便宜了，很多广西本地人也都开始到义乌拿货了。这些人在本地的销路更稳定，我们就开始转向了。”宗说。这是洼地效应的扩大。在90年代后期，义乌的名声开始大起来了，这种名声对义乌市场的扩大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开始向义乌跑的时候，这个小商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内的大批发市场，而其他地方的小商品市场则成为它的零售地。此时，它在国内的地位已经开始稳固了。　　而这时候宗承英在干什么呢?他改行做花边了。　　“**人当时把花边叫蕾丝，他们那边这种产品很便宜，因为都是机器加工的。但国内用机器加工花边的工厂很少，价钱贵。所以我们在福建和他们做生意，其实我们也清楚，很多福建人是从**渔船上**运货过来的，这个我们做不了，也不敢做。当时我们做的生意是在福建人手里买花边，再拿到义乌去卖掉。因为义乌的服装辅料价格便宜已经有相当的名气，很多服装厂都来拿。生意又简单钱又赚得多，是我做生意以来最好的一段时间。”此时宗承英已经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上有了几个摊位。而从宏观上看，他和众多的义乌商人一样，此时做的是扩大这个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从经营品种上进一步巩固这个市场的地位。如果说价格低使义乌的小商品崭露头角的话，品种的逐步齐全则使它的磁吸力进一步扩大。一站式采购是所有工厂和商人的想法，而宗的努力正在给义乌增加这种力量。而此时宗承英的弟弟在做袜子生意，他拿货的地点在义乌附近的一个名叫诸暨大唐的地方，那个镇到现在为止都是著名的袜乡。“袜子的生意比我花边的生意做得长，因为浙江像萧山这样的地方都很快引进了花边机，生产出来的花边比**那边便宜多了。一开始**花边还可以以花色品种来取胜，但很快这边就赶上来了。这时候我就回义乌了，和弟弟一起做袜子生意。”宗说。“这时候义乌的市场开始扩建了，除了逐渐分布了好几个市场，我记得篁园等好几个市场都是那时候建的，小商品市场的生意也好得不得了。我们兄弟的摊位买得早，所以位置好，生意很多，但是上家的货经常跟不上，这时候我弟弟就动了办厂的念头。”而对于义乌市场扩建的事，现在在杭州阿里巴巴公司任战略发展总监的谢世煌研究过很久。谢所在的阿里巴巴公司是全球最大的b2b网站，是新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一块。但是谢毫不掩饰地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给了阿里巴巴以很大的启发。阿里巴巴公司经常琢磨的就是义乌市场。“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需求，小商人们喜欢在大棚式市场里挤来挤去，因为他们要的就是便宜。而大商人们成交一笔可能就是几百上千万，价钱上的一点点相差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金额，他们当然更想要交易时的舒适度。对客人的这些细微差别，做市场的不能不考虑。这样才有越来越旺的生意。”实业办厂的事宗家兄弟商量了好久，因为进实业确实不是件容易下决心的事，但是因为销路好，所以他们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要做实业的话，我们就要进最好的机器，做最好的东西。要和大唐那边的低档货拉开，才会有销路。”宗承英这样回忆他们在办厂时的考虑。事实上，宗氏兄弟的考虑又踩在了点上。在1995年以后，由于销量越来越大，义乌人发现围绕着小商品市场建厂已经是一件比较合算的事情。因为仅仅是一个小商品市场中的单一品种的销售，也已经足够发挥一个工厂的生产能力了。而掌握了实业，对于小商品市场中的商人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运输和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工厂在自己手里使他们工商结合，可以比单个的商家和工厂对市场都更为了解，也更从容。“我们的运气很好，因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工厂投产的时候，老外开始在义乌出现了。他们对中高档产品的要求更多，订单下得也更大。不过价钱谈得很凶，好在我们有工厂在手里，如果我们做不了的单子，在市场里肯定没人做得了，甚至在**大部分地方都做不了，所以外销上升得很快。很多低档货他们又看不上，所以最后还会来找我们。很快我们的工厂就处于饱和状态了，直到现在都排得很紧。以前工厂里一线织袜工在包吃包住的情况下我们每月给他们的工资是500多元，但是人的流动量太大。因为生产紧，我算了算让他们在低工资下流动也不合算，所以后来干脆一次性给所有员工加到750元，让他们都稳定下来。”对于浙江的温州和义乌两个大商帮支撑起来的城市，深谙浙商之道的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史晋川更看好义乌。“因为义乌更具有开放性，把天下的商人都集合到义乌来，把批零差价让给他们赚，然后让外国人以本地化的商业来进入他们自己**，这显然对销售**产品更有好处。 202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