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富民的社蒙思想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在他对封建**的深刻，以及由此出发提出的具有初步**意识的**主张。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批判封建**，提倡社会平等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下的君主 顺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主张。唐甄认为，在自秦以来的封建**的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封建统治下民不聊生《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二千多年的君主**社会，就是一部“**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封建统治下民不聊生“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封建君主，唐甄慰藉则厉言：其上帝使我治**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他指出，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亦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下的封建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 龙椅--皇权的象征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柅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越贷的盗贼匪寇。他说：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也！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以与言治与。”（《潜书·柅政》）他进一步揭露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于残害弃虐百姓的**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殆，“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工业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潜书·权实》），“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潜书·卿牧》）。唐甄在对封建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统治，**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社会的**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弊端的具体措施。唐甄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抑君之尊的**主张。他提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 清吏误人子弟“天子虽尊，亦人也”（《潜书·善游》）。封建君主并不是什么“天地大神”，而只是天下众生中的普通一人。但是，由于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总揽一切的绝对权势，因而导致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的神圣光环，出现了“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不类于我也”（《潜书·抑尊》）的至尊威势。唐甄指出，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绝对权势，必将导致君主势尊而自蔽，贤人退而治道远。因此，只有抑制君主至尊权势，才能避免****黑暗，民众不遂其生的社会弊端。他认为，抑制君主至尊权势，首先要加强提出公卿民众 **权力，允许臣吏谏政于朝，士人议政于学，庶人谤政于道。同时，还要在中央**设制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六卿”职 清吏官，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至尊权势，使他们敢于“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其次，唐甄指出，君主必须自觉抑制自己的尊威权势，“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潜书·抑尊》）。在**活动中，君主则要平等地对待臣吏百姓，“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潜书·善施》），虚心地接受臣民议政，“勿己之是，惟道之归”，“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潜书·六善》）。在日常生活中，君主则要“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潜书·尚治》），“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潜书·去奴》），与民同情，从民所欲。唐甄严厉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尊威权势，一味残暴不义，无道于民，那么，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彻底摧毁君主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到时，“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榷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潜书·远谏》）唐甄还批判了封建纲常**，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初步**思想。他指出，“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潜书·抑尊》） 清朝社会生活线描图。但是，封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纲常，却完全背离了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的社会作用；而忠孝仁义的“美德”“大伦”，却由于人们“不正其心，不得其方”（《潜书·破祟》），而成为致人于死地的祟害。因此，唐甄对于封建纲常**道德，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乐而彼忧”，**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生活的不平等，**关系的不平等，必将导致天下的**，人间的残杀。人生来本是平等相同的，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但**社会却造成了人僮“亢而远之”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故唐甄强调，人们之间，无论是在**、经济、**关系上，都应当破除封建纲常**之祟，实现君民、夫妻、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相同。这样，才能避免**社会的弊端危害，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唐甄抨击封建**、倡导社会平等的启蒙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 清朝社会生活线描图立国惟在富民”的**主张。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措施。民众生活的困穷原因，还在于“为政者不以富民为功”（《潜书·考功》）。**主张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 清朝市井图民为**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灭亡。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的**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 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 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的**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以举贤，善民以**，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潜书· 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 （《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编辑本段心性学说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尽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 “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备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制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 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 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 “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 “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 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 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 “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学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编辑本段经济思想唐甄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 清朝市井图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阶泰)独立无所与”，[5]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编辑本段唐甄的财政观唐甄重视理财，而其基本经济观点，则在于富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癰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 从唐甄的眼光看来，财必存之于民。国富必先民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富裕起来。他坚决反对统治阶级以及豪强巨室对民间财富的虐取。他说：“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充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属，食之者十馀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治，业之数世。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馀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于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丧其百室者也。” 由于唐氏在山西长子县做的是个小官，所以对于贫农小商生活体会较深。且小生产者，周围关系甚多，彼此影响很大。一人受害，数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不良结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个比较。他接着说：“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裔愧，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缁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之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唐甄这种“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的提法，是十分有见解的。今日有一个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数个千金之家，后日就可能有百个千金之家，这种从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以植柳为例，主张植柳，不要折枝。他接着说：“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剪其枝，以为筐 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 那末，虐取于民者，究竟是谁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污吏。他们比盗贼(穴墙而入者)，**(群刃而进者)、道划(御旅于途者)、伙寇(寇至而诛者)都要凶狠得多。他们是：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他自问自答地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 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尽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偏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于天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问题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就会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种坏风气，腐蚀人的思想很深，千万不可低估。那些**，反被社会上视为“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会上视为“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说：“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 那么，到底如何治贫，如何改变这种不正之风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须由上而下地来改变这种风气。“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这就正如孟子所说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是一种用教育的方法来移风易俗。当然，唐甄这种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还不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使统治阶级及其追随者们不剥削人民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为他们自己所处的阶级所决定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退一步说，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阶级社会中，小商品生产者本身也要两极分化。 唐甄所说的富，重在富民。他认为未有民贫而国能富者。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唐甄是一个具有较强烈的新兴市**识的启蒙思想家，他看到财富积累的重要性，但他对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的问题上，认识是极模糊的。他甚至说：“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他认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只要“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则“财用足”。否则“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唐甄的富民之说，虽有时代局限性，但看法闳肆峭劲，盲人所不敢言，自成一家，当之无愧。编辑本段生产观唐甄重视农业生产，重视物质经济生活，除谷物生产外，在农，林，牧、副，渔中，他尤重视养蚕业。这和他曾任长子县知县以及他重视事物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教蚕》云：“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苹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 可见他十分重视蚕桑之利。他认为，养蚕“以三旬之劳，无农时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说，只花费三十天的劳动，就可获得半于耕种之利。因此，他主张，不可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着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贪，生财无术。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谋诸此与！吾欲使桑偏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难创，习之惯者难作。约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从，则树殖亦不可就。”欲达到家家有桑可种，则必须除**带头提倡外，要奖勤罚懒。 对人民群众奖惩的标准，不是依据领导的好恶，而是取决生产的好坏。勤者，生产多，则奖励；惰者，生产少，则惩罚。赏罚严明，自然会促进生产的提高，副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有直接的关系。要做到这些，首先要人尽其劳，地尽其利。然后才能谈到推广合理密植。改进蚕种缫丝等。在江南一带，大都为桑蚕种场，不象山东，河南，还有很多的柞蚕种场及蓖麻蚕种场。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个重农思想家，他十分重视勤劳致富。 唐甄的重农思想，和清代其他人比较起来，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其言经济则注重生产，棉桑树牧富民为先，返朴崇俭，无不有益于经国济世。诚如张廷枢所说：“其文驰骋反复，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于心者，畅所欲言，无艰难劳苦之态，而与道大适。”实乃公允之论。编辑本段 20210311